；兴凯湖纪事
年青的，一个叫闫长河，一个叫赵得亮，刑期是十五年。这件事差一点把我牵连上，如果被牵连上，我早就没命了。赵得亮原是一名中学生，因参加流氓盗窃集团并且是一名小头头，被判刑十五年。在密山剧院他曾几次跑到我跟前来跟我聊天，但却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他们想逃跑的问题。这种事情是极其秘密的，他们绝不会向一个他们不十分了解的人透露他们的计划，更不可能随便拉一个不可靠的人加入他们的团伙。他们既然要策划逃跑，当然免不了要来回串动，这一点早已被安排好了的积极靠拢政府的犯人盯上了，汇报了押送犯人的管教干部，可是他们没有付诸行动，干部也没有惊动他们，因为怕惊动其他犯人。要知道，几千犯人集中到一起是很危险的。
在密山呆了四天后，雨停了，把犯人立即押上大卡车向兴凯湖农场进发。每两辆大卡车之间有一辆中吉普，上面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车队两边还有骑兵，这种威严的阵势我是第一次经历。如果有哪个犯人企图跳车逃跑，立即击毙。 到了农场后立即把赵得亮他们抓了起来，经审讯破了案。突破口是从一个叫牛连乡的犯人打开的。牛连乡此人大有来头，他是山东济宁人，五十岁左右，从小跟着傅作义将军，当过北京市昌平县的县长和傅作义部队的军法处处长。一九五一年镇反时，他被抓起来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个山沟里准备枪毙，可是临行刑前，一辆吉普车飞速赶到刑场，将他押了回去，后改判无期，是傅作义向中共领导求情，救了他一命。此人老奸巨滑，管教先把他找来，大镣子往地下一摔说：“牛连乡！你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你清楚你这条命是怎么留下来的。你们在密山剧院策划的阴谋我们全掌握了，如果你想活，把问题彻底交待清楚，否则后果怎样，你自己也会知道！”这老家伙一五一十全交待了。最后首犯钟殿馨（此人是国民党空降特务）、主犯李学谦、王海洲、刘全忠四人被枪毙了，从犯赵得亮、闫长
1陈奉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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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被加刑到死缓，牛连乡因为已经是无期，又检举有功，没再加刑。 2.四分场的劳动
到了兴凯湖农场后，我被分到四分场一中队七班（劳改队对犯人的管理完全是采取军事化的办法）。那时兴凯湖农场共有总场、八个分场和一个造纸场共十个单位，另外还有一个码头监狱（也叫“严管队”），是专门关押重新犯罪准备加刑的犯人的地方，编制相当于一个中队。总场是团级，分场是营级，每个分场又分若干中队，中队是连级，中队下面又分若干小队，小队是排级。
我在的四分场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大约二百到二百五十个左右的犯人，其中一、二、三中队种水田，四中队多半是一些老弱病残，种旱田和菜园。犯人住的房子是从地表面挖下一米深左右，上面再用土坯垒高一米左右，顶上搭上木杆子，铺上草，抹上泥，因为是硷土，下雨一般不漏。监舍里有对面两盘大土炕，每个监舍住七、八十个犯人。早、晚出工到地里干活都要站队点名。劳动是安班分配任务，班长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刑事犯，实际就是牢头，专门负责在地里监督本班犯人的劳动。班里领到任务后再分到每个犯人，如果整个班完不成任务，班长要受批评，如果长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班长首先要受到奖励，有的给予减刑。这样一来，有哪个犯人干活不卖力，完不成任务，不用干部说话，犯人班长就对你不客气，回去以后还要开你的批斗会。有哪个犯人如果长年完不成任务，会以“消极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加刑。因此到了劳改队后，首先一条，你必须拚命干活，这一关如果你过不了，劳动中拉班里的后腿，不要说会受到加刑处分，犯人这一关你就过不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犯人在劳改队里受犯人的欺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月下旬，兴凯湖农场进入春播大忙季节，我们这批犯人就是为赶春播，劳动力不够调来的。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种着近一万亩水田，全是人工劳动，其劳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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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想而知。种水田的第一道工序是打田埂。这里打的田埂可不象我国南方农民打的那种田埂，又窄有矮，只要挡住水就行。这里由于是新开荒的地，地势不平，面积又大，每个池子就有三、五亩地不等，因此田埂打的又宽又高，上面要能走人。打田埂是按土方量计算的，每个人每天的定额是十方。
黑龙江地处我国的最北部，春天白天特别长，早晨三点钟左右太阳就出来了，晚上八点钟左右才落下去。为了抢种抢播，早上三点多钟就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到了播种时，甚至到晚上九点也收不了工。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打田埂时，我的两只手上都磨起了大血泡，收工回来，腰疼的象断了似的，但十多天以后，就慢慢适应了，“劳动真能改造人呵！”
打完田埂下一步就是水平地。黑龙江的气候，到四月底，地表面已经化开了十到二十公分，下面仍然是冻土，直到六月底才能全部化透，四月底五月初，夜里仍然结冰。早上三点多钟犯人到了水池子里，光脚下去将一层薄冰踩碎，脚一下就踩到了稀泥下面的冻土上，冻的脚疼的受不了，干一小会赶紧就得跳到池埂上让脚暖和暖和再下去，这样来回折腾五六回，脚慢慢适应了（实际是冻麻木了）才能干活。每次跳到田埂上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干部和犯人大组长看到你在池埂上会催你赶快下去。我的脚脖子被冰碴子划的满是小血口子。这样干不行，后来就干脆穿着鞋下去，这样好多了，起码脚不至于直接踩到冻土上了，到中午天暖和了，把鞋脱下来晒一晒，晚上收工时再穿。到中午开饭时，犯人伙房把窝窝头和菜汤送到工地，吃完饭休息一小会，马上起来再干。每一批新调来的犯人，在来农场之前差不多都存在一个幻想，认为到了农场后就能吃饱饭了，也不至于天天被锁在监号里了，到农场一看，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农场不但依然吃不饱，而且劳动强度之高、劳动时间之长、气候条件之恶劣比在北京监狱及北京附近的劳改单位要坏的多。我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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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低沉，怀疑十五年刑期能否活出去。 3. 在兴凯湖劳改农场第一次被关小号
春播过后到中耕除草，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农活不多，多半是修路、修排水渠等，下午收工比较早，吃过晚饭以后，犯人可以在院子里溜达溜达，下下象棋什么的。这时有几个同中队但不同组的犯人经常来找我聊天，一个是北京铁道学院的蒋明欣，一个是北师大的闫景旭和清华大学的智淼源，这几个人都是由“右派”升级为“现反”的。有人向干部作了汇报。管教干部找我说：“监规纪律规定犯人不许串队、串班组，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报告管教!我知道，我没有串队、串班组。”“那你为什么经常和蒋明欣等几个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你们打算搞什么名堂？”我说：“又不是我找的他们，是他们来找的我，不过是闲聊天罢了！”他又说：“陈奉孝，我警告你！我们知道你原本就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如果你胆敢在劳改期间继续搞什么名堂，绝没有好下场！”本来我的情绪就很低落，一听这话我就火了，我说：“监规上没有规定犯人不许互相聊天呀，国民党监狱里关了那么多共产党员，还允许互相聊天呢，难道共产党的监狱里犯人连聊天都不允许吗？聊聊天就是企图搞什么名堂？”这下把他惹火了，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哪个犯人敢如此顶撞管教干部的，他下令：“把他关起来！打打他的反动气焰！”于是给我戴上手铐，关进了小号。这是我到兴凯湖农场后第一次，也是入监后的第二次被关小号(第一次是在通州监狱)。实际上这次我和蒋明欣等人都犯了一个大忌，前面我交待过，在犯人当中，“现行反革命”犯，被认为是犯人中的“危险分子”，因为这些人的罪名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因此是被严格监视的。如果几个“现行反革命”犯经常在一起凑堆子，势必引起管教干部的怀疑。 不过这次被关小号并没有给我施加什么严重的刑罚，只不过戴了付前铐，小号也不是后来几次被关的那种棺材式的小号。这次被关的小号是一间五、六平方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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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屋子，吃的也不是“三两八”，而是每天八两，一共关了二十一天。可能我也算是一个“特殊人物”吧，在这期间分场有一位姓李的副教导员（即分场的副场长）找我谈了一次话，对我进行教育，他说：“陈奉孝！你本来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人民培养你念了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你应该感激才是，而你却犯了严重错误，成了右派反革命，你应该好好反省，吸取教训，好好接受改造，可以争取减刑嘛！你还年轻，初入监改造，不能自暴自弃。在改造期间顶撞干部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你要好好写个检查，早点出去参加大帮的劳动。”
此人看来有点文化，说话态度也比较和善，我也没再讲什么，只答应着就是了。最后我胡乱写了份检查承认自己顶撞了干部，违犯了监规，就把我放出来了。其实我也很清楚，我又没犯什么大错误，他们也没抓着我什么把柄，现在到了中耕除草的大忙季节，将我关着也是白白浪费一个劳动力，所以才决定把我放出来的。 这次关小号认识了一个叫彭大普的孩子，才十九岁，跟我关在一起。他有严重的抽羊角疯病，一天抽好几次，不能下地干活，整天关在这里。一抽起羊角疯来就“朴通”倒在地下，满嘴吐白沫，浑身抽搐。有一次正吃着饭，犯了羊角风，菜汤也撒了，窝窝头也掉在地上了，我给他检起来用水洗了洗，等他醒过来再吃，醒来时他还从地上捡菜叶子吃，太可怜了。我出小号后，不久他就死了。 4. 五八年犯人加刑风潮中的几个案例
拔草这种活听起来似乎是一种轻劳动，实际不然，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里，弯腰九十度拔草是很累的，腰疼不说，因为头老冲下，许多人的脸都倥肿了。这还是其次，如果干部要找哪个犯人的麻烦，利用拔草这个机会是很容易的。稻田地里稗子草多的不得了，把稻苗都欺住了，当时又是条播，不是插秧，草苗混在一起，稗子草跟稻苗又非常相似，一不小心会把稻苗和草一起拔下来。拔草的要求是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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