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凯湖纪事
黑龙江一年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地里被大雪覆盖，一片白茫茫。老百姓打完场以后基本上没有多少活可干了，进入了农闲时期，犯人是没有什么农闲的。脱完谷从一月到三月打冻方，每人一把镐、一把锹修排灌渠或马路，零下三、四十度顶着大“湮泡”干活。所谓“湮泡”就是暴风雪，黑龙江人管它叫“湮泡”。这一年快过春节时，一连几天刮大湮泡，一天夜里刮湮泡刮的把犯人监舍都埋起来了，我因为靠进一个窗户口睡觉，窗户口上有一条缝子，雪花直往里钻，我就把头蒙起来睡，等睡醒后，被子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雪，屋里到了零下十七度。早晨犯人出不来了，就从里面往外掏雪洞，一个个象狗一样爬出来，然后用锹把堵住监舍的雪挖开。 7. 跟死刑犯关在一起
由于环境的恶劣，又累又饿，冬天又冷，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每天收工后回来，吃过饭以后我就往被窝上一靠，开会学习我也不发言，有人向管教干事汇报说我有逃跑思想。管教王干事找我谈话，问我：“陈奉孝！你来兴凯湖农场已经半年多了，通过半年多的劳动改造，你有什么收获和想法？”我心里说，什么劳动改造，纯粹是拿人当奴隶使唤！于是我就回答：“不就是劳动吗？有什么想法？我没有什么想法！”他听我讲话带着不满情绪，便说：“陈奉孝！我告诉你，我们对你的要求，不仅仅是劳动，而是要通过劳动改造你的反动思想。我们知道你不认罪，你开会学习不发言，你整天在想什么？我警告你！如果你想逃跑或是想搞什么名堂，那是死路一条！” 我本来情绪非常低落，思想苦闷的很，听他这么一讲，立刻就火了。我也没加“报告”俩字，就说：“王干事！你根据什么说我有逃跑思想？你根据什么说我想搞什么名堂？是哪个混蛋向你做的汇报？学习不发言就是想逃跑？就是想搞什么名堂？”一个犯人怎么敢用这种口气和管教干部说话？这还了得！他立刻给我戴上了手铐，关进了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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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兴凯湖农场还没有盖起象棺材一样的小号（这样的小号是六零年盖的）。可是小号里已经关着一个犯人刘全忠，就是在密山剧院参与策划逃跑的其中一个。他已经被判了死刑，等待开宣判大会枪毙。我一进去他就问我：“怎么，你也被判死刑了？因为什么？”我说：“没有！我是因为顶撞干部进来的。”他说：“那怎么跟我关在一起？”我说：“不知道！”实际上我明白，他们是想给我施加思想压力。我进来的头几天，刘全忠好象还跟常人一样，可是当快邻近枪毙的时候，这家伙精神开始崩溃了。刘全忠原来犯罪就是流氓打架，后来又因为在监狱里参与犯人打群架，死了一个犯人，结果他被加刑到死缓。象他这样的流氓犯，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总喜欢表现自己是“英雄”，不怕死，但真正到了要杀他的时候，精神就垮了，这就是所说的“假亡命徒”。临枪毙前大约一个礼拜，这家伙时哭时笑，我有点害怕，我怕他对我下手，因为这种家伙临死前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判了死刑等待枪毙的犯人，关在死刑号里，拉屎撒尿都不许出去。号里有一个破马桶，专供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用。可这家伙这时却把屎尿到处拉尿，拉完屎还用根小木棍往墙上抹，这时我可不赶制止他。你想，跟这样一个家伙关在一起是个什么滋味！
到了枪毙他的那一天，一早给他端来一碗饺子，他知道今天就要枪毙他了，他一边吃一边说：“饿了这么多日子了，临死做个饱死鬼！”看他吃完了，门外的看守让他把手伸出来。他从观查孔上把手伸出去，看守给他摘了手铐，然后开开小号的门，叫他出来，等他一迈出小号的门，事先藏在小号门口两边的看守人员一个拌子把他撩倒，迅速将他的两只胳膊拧到背后，五花大绑绑起来，押到汽车上拉走了。后来看小号的犯人告诉我，是在二分场开公判大会枪毙的，同时枪毙的还有钟殿馨，李学谦和王海洲。
听早进监的犯人刘玉祥讲（枪毙建国初期第一宗贪污案犯刘青山、张子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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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刽子手之一，后来也因为贪污被判八年徒刑）在五一年“镇反”及其以前，枪毙犯人时，犯人不戴脚镣，可镇反时北京枪毙恶霸“南霸天”，将他拉到刑场，两边两个解放军押着他，让他跪下，就在这时，他猛一回头，一脚将一个押他的解放军踢死了，这家伙会武术。从那以后，凡是被枪毙的人，都戴脚镣，枪毙后再摘下来。 因为是冬天，农活不紧，我就这样无故被关了四十五天，这年的春节我就是在小号里度过的。
8.第一次行凶. 又一次与死神握手. 被关进“三两八”小号
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想十五年徒刑恐怕熬不出去了。正在这时收到家里来信，说我父亲去世了，临死时还喊着我的名字。我简直不想活了，可我那时才二十四岁，年纪青青就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也不甘心。有一天我在水稻田里水平地，一个叫郝志祥的犯人找我的麻烦，这家伙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个地痞狗腿子，其坏无比，总想拿别人立功，经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犯人没有不恨他的。他说我这里平的不好，那里平的不对，还说我干活投机取巧，把我气坏了。我抡起铁锹照他脑袋劈去。要知道，因为是新开荒的地，为了切草皮，犯人的铁锹三面都磨的象刀子似的，这一锹如果劈在他脑袋上，非把他脑袋削去半个不可，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他没想到象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身体又瘦又小，竟敢这样行凶，他吓的赶紧往前跑，可两只脚陷在泥里，挪动不方便，只把身子弯了下去，我的两只脚也陷在泥里，往前挪动不了。因为他弯下身去，我的锹就够不着他脑袋了，同时当锹落下去的时候，角度也变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后背上，把他打的趴在了泥里，我的锹把断成了三截，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在附近干活的几个犯人赶紧把他扶起来，时间长了泥水就把他呛死了。他穿个棉袄，背上都被我打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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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干出这种事来。带工干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来押回监舍去，带上手铐脚镣塞进了小号里。
这回的小号跟上次关的小号可就大不一样了。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象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活象一个棺材。
我这一锹要是劈死了他，毫无疑问我要偿命，即使他死不了，用铁器行凶，我也要被加刑，可是关了我三个月就把我放出来了，只记了一大过，没有加刑。这是为什么呢？管教干部找其他人了解情况，我们俩是怎么打起来的，所有的犯人都异口同声说是他挑起来的，都说这个家伙坏，说他平时汇报别人也是假的，犯人没有不恨他的。其实管教干部也知道这个家伙坏，他并不属于“自己人”（所谓“自己人”就是那些国家干部、军人犯一般刑事罪的家伙。毛泽东把这些人称为“人民内部犯罪”。在劳改队里，这些家伙实际上成了犯人中的贵族）的范围，同时又考虑到我刚入监不久，刑期长，思想不稳定，最近父亲又死了，心里难过，因此算是对我从轻发落。不过这三个月的小号也算是阎王爷开恩，好歹活出来了，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孙得高说的“共产党把我饿怕了！”这句话的含义。每天三两八的苞米面，这个滋味真不好受阿！出来时我真成了皮包骨头了，脚镣子摘下来以后，我连十公分高的一根门槛都迈不过去，只能象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一样，用手扶着门框才能迈过去。 顺便谈一下关于“三两八”的故事。
在北京监狱时我认识了一个叫孙得高的犯人，山东莱阳人，父母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胶东游击队，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了。解放后他参加了海军，是海军少尉。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大力号召学习苏联老大哥，跳舞是苏联人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于是我国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举办舞会。孙德高迷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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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并在舞会上交了个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他挣的那点军响不够花就向战友借，但借了他又没有钱还人家，人家多次问他要，他还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给他钱的战友当着他女朋友的面问他要钱，他觉得这伤了他的面子，结果把人家打了，于是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给砸了并打了看禁闭室的战士。本来关七天禁闭就算了，这下可好，被军事法院依破坏军纪罪判刑三年。他更火了，继续胡闹，又被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地方，进了北京监狱。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而今天为这么点小事就判我七年徒刑，这辈子算完了。于是便破罐子破摔，顶撞干部、抗拒劳动、骂监狱长，又被加刑到十五年。他干脆就豁出来了，越闹越厉害，监狱长找他谈话，他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还了得！犯人打管教干部那是犯死罪的，要是换一个没有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动手打管教干部，非枪毙不可。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遗孤，原犯罪也较轻，又不是反革命这样的阶级敌人，因此对他宽大处理，加刑到死缓，塞进了小号，一关就是三个月。在小号里每天给他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窝头（或稀粥）吃。“三两八”是什么意思呢？听一些早进监的犯人说（管教干部也透露过）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的，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这也算是“人道主义”吧？！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都吃不饱，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你想，劳改队犯人的生活能好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后面我将详细叙述）犯人当中又犯了错误的“犯人中的犯人”，被关起来不劳动，还能让你跟一般犯人享受一样的待遇？于是便决定只给“三两八”吃。说来也奇怪，有人被关小号最长达一年多之久，竟然没有饿死！我看这位发明“三两八”的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但这种长期饥饿的滋味可真难敖呵。上刑只是皮肉之苦，是短时间的，而这种饥饿却是长时间的。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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