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凯湖纪事
草最多不许带下三棵稻苗来，如果拔下稻苗多了会以破坏生产论处，轻者挨批评、关小号、记过，重者加刑。在兴凯湖农场各分场年年都有为此而受到加刑处分的。按理说草拔下来应当塞进泥里烂了当肥料，但干部不让，必须将每把草都扔到田埂上，好让干部和犯人组长检查。我干这种活时非常小心，因为我知道管教干部时刻盯着我。
五八年我被判刑的时候，在北京监狱K字楼就知道，那时凡是不服判决上诉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加了刑，但对劳改队的情况并不了解，现在通过跟一些早来的犯人闲聊才知道，五八年那股加刑风在监狱、劳改队也很厉害。 我举几个例子。
有个叫孔庆海的犯人，此人原是北京朝阳大学的学生（朝阳大学是专门学法律的，国民党时期有一种说法，叫“无朝不成法”，意思是说，法院、检察院如果没有朝阳大学毕业的，你这法院、检察院的牌子就挂不出去。当律师的也必须有朝阳大学的文凭，否则你这律师也当不成。解放后五二年北京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都取消了，在朝阳大学的基础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的北京政法大学）孔庆海在朝阳大学只读了一年，北京就解放了，那年他才十九岁，因为在读大学时他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被判刑七年。五七年“大鸣、大放”，犯人虽然无权给共产党提意见，可读过两天书的人有个坏毛病，总爱对时政发表言论。他老兄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根本没有法，判刑多少完全凭审判员当时的心情而定。”他举了个例子，北京市玄武区法院一位审判员判了一个偷自行车的小偷，因为罪行不大，只判了一年，可是不久这位审判员的自行车也被偷了，他火了，说：“偷到我头上来了，再让我判偷车贼，我非重重判他不可！”果然不出一个月又赶上他判一个偷自行车的，这次他一下就给判了十年。就这么一句话不要紧，他老兄以“恶
1陈奉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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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被加刑十年。
五八年“大跃进”，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争分夺秒，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超英（国）赶美（国）不困难”。有一个叫张亚介的犯人（刑事犯）说怪话：“争分夺秒，累死拉倒”，结果以“恶毒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被加刑五年。
一个叫苏振兴的老犯人（奸污犯，文盲），在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时，他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吃不饱”，结果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粮食政策”的罪名被加刑七年。
一个叫朱乃康的老犯人，已经六十多岁了，是个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北京市宋庄人民公社的。解放前省吃俭用买了二十亩地，解放后被化成了地主。五八年“大跃进”，农业上大搞深翻密植，有的地方翻地一米多深。朱乃康他老先生种了一辈子的地，种地对他来说当然是行家里手，他看着村里人这样翻地，拄着根棍子，一边捣着地，一边说；“你们这是种庄稼吗？你们这是糟蹋这快地！把冷土翻上来，庄稼还能长吗？”这句话不要紧，以地主分子“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企图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让我详细列举的话，凭我现在的记忆，至少可以举出一百个。五七年毛泽东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报纸上出现了不少“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反动言论”，有些在押的劳改犯也借机进行申诉，结果偷鸡不着舍把米，不但没有减刑，到五八年都被加了刑。有些犯人根本没有申诉，也无缘无故被加了刑，原因是在五五年肃反时，这些人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抓起来以后，判刑判的特别重，五六年实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宽松政策，对在押犯进行了甄别，不少人被减了刑，甚至被释放了。可反右后，五八又给减过刑的在押犯重新加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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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比原判还重。那些被甄别后释放的，也被重新抓了回来，无怪乎人们常说，共产党的政策朝令夕改。 5.被蚊子叮死的王锦泉
八月中旬，水稻已开始拔节扬花，拔草就停止了。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这段时间是农闲期。所谓农闲是不会让犯人闲着的，一部分犯人去修导流堤，另一部分犯人在家修场院和田间道路。
这一个多月兴凯湖的蚊子多的叫你难以想象。每个在兴凯湖农场呆过的人，不管是犯人、劳教人员还是干部都知道这一点。在关里，白天蚊子是不出来叮人的，兴凯湖的蚊子可不一样。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干活时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变成”黑囚服，犯人干活必须把袖口、裤脚扎死，用一块布把脸包起来，光露着眼睛，手因为不停的干活，蚊子落不上，露在外面不要紧。这年八月份我参加了修场院。场院里的杂草长的半人多高，里面的蚊子滚成蛋。用铁锹一铲，蚊子象一窝风一样向你扑来。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都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则全部被整编了，而他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被送进了监狱和劳改队，前面写的牛连乡就是一个，王锦泉又是一个，我接触过的傅作义部队这样的下级军官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等等。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他跟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的他一边打滚，一边象杀猪一样的叫。等收工时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的象个发面馒头，白囚衣也成了红的了，这全是他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进小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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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就死了。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那时晚上犯人都把劳改被子里的棉絮抽出来，利用被面和被里做成一个象棺材一样的小蚊帐，钻进里面睡觉，屋地下还用蒿子点起来熏着，就连吃晚饭也要钻进象棺材一样的蚊帐里去吃。
除了蚊子以外，还有两种咬人的东西最可恶，一种是瞎虻，就是叮牲口的牛虻，牲口的皮多么厚，都被这小东西咬出血来，何况人，一叮就是一个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种就是“小咬”。小咬这种东西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专门往人的眉毛、头发根里钻，人被他咬以后，肿起来好几天下不去。过去民间有一种顺口溜：“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可兴凯湖的犯人也有一个顺口溜：“兴凯湖有三宝:瞎虻、蚊子和小咬”。 6.第一次与死神握手
修完了场院我参加了打乌拉草。真正的乌拉草并不长在旱地里，而是长在水泡子里的草甸子上，草根连着草根织成一层厚厚的甸子，甸子底下是烂泥塘。用镰刀割下来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来，小把连成大把，然后用草搓一根绳子，趟着水拖出来，最后背回去。老弱病残犯人再用木棒子将每把乌拉草砸柔软了，打成乌拉草绳，秋收时发给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垫在棉胶鞋里，的确很保暖，冬天鞋里如果不垫乌拉草，非把脚冻坏了不可。打乌拉草这个活按说不算累，可我差一点送了命。乌拉草甸子是漂在水上的，底下是烂泥塘，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围好几米的地方都颤动。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腐烂了的草甸子上，一条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来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趴下以减轻压力，同时用手抓住周围的乌拉草大声喊，幸亏组长杨奎离我不远（实际上是管教干部叫他时刻盯着我），赶紧过来把我拉上来了，不然的话，再晚一点我就全陷进去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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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号前后开始收割水稻。水稻、谷子这类农作物跟小麦不一样，小麦的杆是光滑的，而水稻、谷子的杆上有毛，磨手磨的厉害。头一回割水稻，我一点经验没有，拿镰刀的右手磨起了泡，抓水稻的左手的五个手指头肚都磨流了血，把把稻子都留下了我的血印。有些老犯人告诉我，你抓稻子的方法不对，攥的太死，应当攥活把，后来我学会了，割的还比较快，为此还在黑板报上受过表扬，这是我二十二年劳改生涯中唯一一次受过的表扬，其它时间不是挨整，就是关禁闭、戴铐镣蹲小号了。
收割完了是运输脱谷，运输全靠人背，最远的地方离场院有十多里路，二百人要把近万亩的水稻背到场院，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谷的时间更长，从十月下旬一直干到过了元旦，这种活又脏又累，犯人日夜两班倒，每班十二小时。拖拉机发动起来带着十个大脱粒滚子，每个滚子上四个犯人用手拿着一把把稻子在飞速旋转的滚子上脱粒。每个滚子前面有一个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乱草挑出去，把脱下的谷粒用刮板刮出来，这项工作不仅又脏有累，而且很危险。按照操作规程，打料的人是不许背朝脱粒滚的，可是有一个犯人背对着脱粒滚往外推脱下来的谷粒，不小心滑倒了，被脱粒滚把脚绞了进去，两条腿从膝盖以下全绞烂了。
也是同年，种旱田的三分场在脱黄豆时，一个在脱谷机老虎口前管着喂机子的犯人，因为踩着黄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里往里挠豆秸的铁爪子钩住了他的包脸布拖了进去，两边的两个犯人赶紧拽住他的两只脚，结果整个脑袋被打碎了。犯人脱谷，不论是在脱粒滚上脱水稻，还是在脱谷机上脱黄豆，年年都有伤亡。犯人工伤致残不能下地干活了，养好后在监舍里干轻活，例如坐着编筐，打草绳之类，不会让你白吃饭。工伤死了的，挖个坑埋了拉倒，不论伤还是死都不会给你一分钱的扶恤金，死伤犯人的家属没有一个敢追问的。
1陈奉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