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凯湖纪事
经过六零年一年的饥饿劳累，到了六一年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这一年有大批的犯人因饥饿劳累而死。死了的犯人就埋在四中队的菜园旁的一块荒地里。一开始死了的犯人还用几块薄木板定个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干脆就用一张破席或用一床破劳改被子卷卷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有一次管教让我和另外两个犯人去挖坑埋一个刚死去名叫毛继玉的犯人，挖着挖着发现下面已经埋了一个死了的犯人，因为兴凯湖气温低，地下很凉，尸体和穿的衣服还没有烂，怎么办？把两个人埋在一起就是了。这下可好，两人合葬并骨了！这一年死的人太多了，那块小坟地上，死人都埋不过来了。
中国官方承认的数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这其中是否包括犯人，不得而知。究竟有多少犯人被饿死，连中国的公安部门恐怕也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因为犯人死了连个死亡报告书都没有，因此我猜想，饿死的这三千多万人当中肯定不包括犯人。我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在五九年调往兴凯湖农场的犯人当中，跟我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七十五名，到六七年一月因“文革”全国大乱，兴凯湖农场因紧靠苏联，被编散时，活下来的只有二十九名，其他人绝大多数都死在六零和六一这两年。死去的犯人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年老体弱，经受不了那种恶劣环境的折磨；第二类是个子高、食量大，营养分配不过来而饿死；第三类是家有父母、老婆孩子，本人刑期又长，思想压力过大，饥饿、劳累、郁闷而死。象我这样个子小、食量小，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光杆一条，无什么可牵挂的，这样反而能活下来。
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四分场一中队饿死的犯人的名字有：孙连仲、毛继玉、周世伟、冯继文、贺祥、胡仪、于广才、曹玉明、田维新、贾世昌、敖全忠、梁玉田、李显庭、李得祥、马明、李树芳、鲍文震、杨玉华、任凤歧、桂连科、孙如山、国
1陈奉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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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彬、张得民等，其余的人记不起名字来了。四分场一中队大约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人左右（因为犯人随时有来的有走的，人数不固定），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犯人不少于五十人。 2.四分场几件难忘的事
这一年还发生了三件事使我一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二中队的犯人有一天早上出工，在路上遇到一辆马车拉着喂马用的一车碎豆饼往马号里送，有一个犯人就伸手拿了一块，别的犯人看到有人拿，也上去拿，这一下不要紧，好多人都上去抢豆饼。带工的干部立刻鸣枪示警，队伍就停住了，干部和犯人大组长挨个检查，犯人藏在怀里的豆饼都被翻出来了。当时没怎么样，可是等晚上收工回来，把十几个抢豆饼的犯人都关了起来，春播过后都加了刑。第一个带头拿豆饼的犯人被加刑十年，其他犯人被加刑五年、三年不等。
第二件事是与我同中队的犯人李×（我不愿透露他的名字），他原是北师大的一名讲师，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好意思象别的的犯人那样在地里挖野菜吃或偷东西吃。一天夜里他起来解手，到犯人伙房的泔水桶里捞东西吃，被打更的抓住了，报告了管教干部。第二天早上站队出工时，当着全体犯人的面，管教干部骂他：“你是什么知识分子？吃屎分子！泔水是喂猪的，你却去偷猪食吃，你连猪都不如！”把他羞辱的恨不得钻进地里去。
第三件事是在打田埂时，有一次我在地里解大便，有个叫郭怀玉的犯人（北京市通县人，锁匠，精神有点毛病）蹑手蹑脚走到我背后，当我的大便还未落地的时候，他一把抓了去就往嘴里塞，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以为是狗或狼什么的，回头一看是他，把我恶心的差点吐出来，真是人饿极眼了什么东西都吃呵，无怪乎历史上记载着灾荒年有人吃人的现象（近年来看了一些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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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那时也有人吃人的事情发生），现在我确信历史的记载是不假的。不过那时犯人吃不到什么油水，窝窝头里面大半是稻秕子和包米瓤子磨成的糠，拉出来的屎确实不很臭，拉在地上风吹干了，随风也就刮跑了。
陈奉孝：兴凯湖纪事（四）——文革中的兴凯湖农场
1. 恶有恶报——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
自从六四年、六五年报纸上陆续出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批判鬼戏“李慧娘”，发表毛泽东的谈话“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专了我们的政”、“警惕那些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批判“海瑞罢官”，我预感到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恐怕又要开始了。我还断言这一次恐怕不单纯象五七年那样，矛头主要指向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因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可能是指党外人士。这次不仅党外知识分子，恐怕共产党的上层也要有人遭殃了。更早一点，一九六三年我曾经在“黑龙江日报”上看到一则报道“刘主席视察伊春特区”，林区工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并在头版上附有毛、刘二人并排着一样大的照片。那时我就想，毛、刘之间恐怕早晚要出问题，因为党内规定只能喊毛一人“万岁”，而现在出现了两个“万岁”，那怎么能行呢？！在封建社会如果出现两个“万岁”，那就非天下大乱不可。那时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
运动发展速度之快，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六六年的春天，由批判“燕山夜话”开始，首先就挖出来了“三家村”，进而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了黑帮。坦白的说，当时我有点幸灾乐祸。因为我对于吴晗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充当急先锋一直很有反感，对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当年在我们去北京市委请愿时的蛮横态度更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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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新。我想这回也轮到你们了，真是恶有恶报，不过这种情绪我可不敢流露出来，而是每天在日记里用非常隐晦的词句记下我每天读报的感受。当时兴凯湖农场的干部和劳改就业人员的一些孩子跳猴皮劲，一边跳，一边唱：“一根藤上结仨瓜，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四家店，出了三个大坏蛋”。我听了以后感到又好笑，又惊奇，中国的小孩子也会赶政治浪头呵，谁教给她们的呢？
兴凯湖劳改农场直属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管辖，劳改队的干部也都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去的。这些人文化水平都很低，他们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更是大惑不解。有一次出工干活时，我走在后面，就听到韩指导员和王队长谈话：“怎么搞的！怎么整个北京市委都成了黑帮呢？今后听谁的？”他们思想上虽然跟不上形势，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对犯人加强了防范。出工时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围墙和大门上都增加了武装人员，收工后不准犯人到院子里去，一律在监舍里“学习”，对象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更是加强了监视。一位晚上值班打更的犯人肖福安，因为六二年时我曾经给他写过申诉材料，对我不错，有一天他对我说：“陈奉孝！最近你可要注意，说话要小心，千万别再顶撞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事少议论，管教让我注意你。”
有一天晚上，韩指导员把我叫到队部去谈话，问我：“陈奉孝！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你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倒怎么看？”我知道他们思想上是倾向北京市委的，不过我这次谈话很小心，我怕他们抓我的辫子。我说：“报告韩指导员！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至于北京市委为什么被打倒，我不清楚，也许是犯了错误，这是共产党上层的事，我被关在劳改队里，社会上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不是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他笑了，说：“你这小子学乖了，你不是整天看报纸吗？你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什么看法，应该如实向政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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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你这样的犯人，劳动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加强思想改造。”我笑了笑，答应一声就没再说话。我明白他们找我谈话的用意，一是想通过我谈看法来验证一下他们自己的判断，二是想从我的谈话中找把柄，我不会轻易上当的。 2.日记事件
监狱、劳改队有一个规律，每到“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两天，都要进行“清监”。所谓“清监”，即等犯人出工后，对犯人的行李进行仔细的检查，检查一下犯人是否藏有凶器、违禁书刊以及写过什么东西（这是重点）。对此我是有所准备的，每到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个多礼拜，我就把自己平时写的日记拿到院子里找个地方藏起来，可是这一次在六月底来了个突然袭击，犯人出工后进行了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仔细的检查。收工回来进监舍一看，整个监舍被翻的乱七八糟，我的一床草褥子被翻到了上面，撕了个大口子，我知道这一下恐怕坏事了。 我被捕前留下的“财产”就是书和一条破线毯子，被捕后，书被没收了，线毯子给了我，我就用这条破线毯子做了一条很厚的乌拉草褥子。在草褥子头上我留了一个小口子，每天晚上我写完了日记后就偷偷塞进褥子里。从六二年到六六年“文革”开始，我差不多天天写。日记的内容除了记录了劳改队里发生的一写事情外，还写了我对中、苏两党分歧的看法、对“九评”文章的个人见解以及对我所读过的一些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论点的质疑。“文革”开始后，我重点记录了自己对“文革”的一些看法，其中有北京市委被打倒后我的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还有我读“燕山夜话”的一些心得体会。报纸上透露说是陈毅元帅首先对毛主席说“燕山夜话”有毒，其实我读这本书时，也觉得邓拓写的一些历史小故事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我对邓拓的才华非常佩服。
当然我首先就检查我的草褥子，从撕开的口子往里一摸，日记不见了，我知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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