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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数据看，虽然不同的博弈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是其中共同点是这些预测都是用归纳法进行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实验的结果看做是现实中大多数理性人作出的选择。在这个实验中，更多的博弈者是根据上一次其他人作出的选择而做出这一次的预测。然而，这个预测已经被实验证明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那么，在这个层面上说明，这种预测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所谓这样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是说，系统的未来情形对初始值有着强烈的敏感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的“蝴蝶效应”：在北京的一只蝴蝶动了一下翅膀，华盛顿就下了一场大暴雨。
通过计算机的模拟实验，得出了另一个结果：起初，去酒吧的人数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系统去与不去的人数之比接近于60：40，尽管每个人不会固定地属于去或不去的人群，但这个系统的的这个比例是不变的。如果把计算机模拟实验当做是更为全面的、客观的的情形来看，计算机模拟的结果说明的是更为一般的规律。 生活中有很多例子与这个模型是相通的。“股票买卖”、“交通拥挤”以及“足球博彩”等等问题都是这个模型的延伸。在现行的说法中，对这一类博弈统称为“少数人博弈。
少数者博弈是改变了形式的酒吧问题，是由一位定居瑞士的名叫张翼成的中国人在1997年提出的。少数者博弈可以运用于股票市场。每个股民都在猜测其他股民的行为而努力与大多数股民不同。如果多数股民处于卖股票的位置，而你处于买的位置，股票价格低，你就是赢家；而当你处于少数的卖股票的位置，多数人想买股票，那么你持有的股票价格将上涨，你将获利。而股民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则多种多样，而策略的得出完全是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归纳出来的，因而类似于这里的少数者博弈的情况。
少数者博弈中一个特殊的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即：记忆长度长的人未必一定具有优势，因为，如果确实有这样的方法的话，在股票市场上，人们利用计算机存储的大量的股票的历史数据就肯定能够赚到钱了。但是，这样一来，人们将争抢着去购买存储量大即硬盘空间大以及计算速度快的计算机了，在实际中人们还没有发现这是一个炒股票必定赢的方法。
交通拥挤问题的模型也是一个少数者博弈的问题。城市的交通越来越拥挤，选择行车路线也是不断的博弈过程。在交通高峰期间，司机面临两条路的选择时，往往要选择没有太多车的路线行走，此时他宁愿多开一段路程而不愿意在塞车的地段焦急地等待。司机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断哪条路更好走，而所有司机都不愿意在塞车的道路上行走。因此每一个司机的选择必须考虑其他司机的选择。这也是一个少数者博弈问题。
当然在司机行车的少数者博弈问题中，司机经过多次的选择和学习，许多司机往往能找到规则性，这是以往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给他的指引，但这不是必然有效的规则性。在这个过程中，司机的经验和司机个人的性格起作用。有的司机因有更多的经验而更能躲开塞车的路段；有的司机经验不足，往往不能有效避开高峰路段；有的司机喜欢冒险，宁愿选择短距离的路线；而有的司机因为保守而宁愿选择有较少堵车的较远的路线，等等。最终的路线的拥挤程度就由不同特点和不同经验的司机的选择所构成。
6．房地产市场的多人博弈
房地产市场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总体说来，在房地产市场中，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再次，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参与者众多，除政府管理协调市场外，银行等金融机构协调贷款、融资的作用也不可估量；当然还有房地产市场的主题，开发商与抱有不同目的的购房者。这说明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是多方博弈，力量均衡的过程；房地产开发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参与者多，涉及面广，个中利益关系复杂难以言表。
为了简化问题，首先来看政府作为市场“裁判”时的情形，即房地产商与消费者、房地产商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假设政府的宏观政策等不变，市场上仅两个参与主体，即房地产商与银行等金融机构。银行等金融机构有两种决策方式，即协作与不协作；房地产开发商也有两种决策，即优质产品与偷工减料，不难发现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金融机构不协作与开发商偷工减料，金融机构协作与开发商做出优质产品。事实上，上述两种情况都在不同阶段、不同城市都出现过，当然这也是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需要经历很多时间才能产生效果，这就是时滞因素。政府在制定政策以后要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商共同实施，并在实施过程中通过收集各种市场信息的反馈来修改政策，如此循环往复，同时每一个博弈参与者都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可以独立作出决策。
这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如下：首先，政府根据所收集的市场信息，选择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调控市场繁荣程度。接着，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政府出台的政策，揣测政府意图，并结合自己对市场走向的判断，来增加或减少给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的贷款。最后，房地产商根据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操作过程来做出自己的投资规划：扩大投资规模或缩减投资量。
如果考虑到购房者，那么这个博弈就成了政府、开发商、购房者和金融机构的四方利益博弈。该博弈模型从国内的大前提下出发，从政策的制定到最终落实到购房者，讨论其利益的分配及决策。很明显，购房者在信息获取方面具有劣势，所掌握的信息既不及时，也不全面，仅仅是一些公开或较公开的信息，并且对于购房者整体而言，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沟通能力，没有信息优势，处于房地产市场博弈各方最为被动的地位。
在这个动态博弈中，我们采用如下方式进行讨论。首先将四方参与者分为两类，设为A与B。其中A由政府与购房者组成，因为两者立场较为接近：政府目的是规范市场，以保长治久安；同时，政府的政策倾向于购房者的获益，公平的市场才不会使购房者盲从，这有利于规范化市场的形成。而规范化市场能为购房者提供良好的消费环境，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增强政府对市场的操控能力。B由房地产商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组成，因为两者有共同的利益基础：房地产商的大部分资金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银行也是企业，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因而这些金融机构监督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并且拥有大量信息，以增强其监控能力，提高房地产开发过程的合理、规范操作可能性，预期获得高额回报。又由于房地产的开发上投入的自有资金也占相当大比重，也不想将项目“烂”在自己手中，但由于其信息优势，且规模较大，易于操纵市场，并变相哄抬物价，从而形成卖方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占有超额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有所作为，下大力度规范市场，其二是不作为，任由市场随意变化。同时，购房者也面临两个选择：其一是正常的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合理购房，特别是在房价居高不下时持币待购，其二是毫无理性可言，盲目购房。房地产开发商合理合法地开发新项目，或者投机取巧，开发不能保质保量的劣质品。银行也根据房地产商和政府的操作选择增加贷款以支持房地产投资或者减少贷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可见，对于政府来说，当市场混乱，价格失调时，有所作为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对于购房者则根据自身条件购房，不为购置房产尔透支自己的消费能力方为上策。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合法合理开发新项目，定价适中，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是收益最大的选择。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根据国家宏观政策的变更而改变贷款策略是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方法。
想象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在政府的有序管理与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开发商能够充分洞察购房者的消费需求，科学规划、设计、建设、销售楼盘，那消费者自然趋之若鹜。于是，开发商安心赚取利润，赢得越来越好的市场信誉；消费者购得满意的房屋，心神俱爽，安居乐业；市场井然秩序，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良好。这不就是房地产市场皆大欢喜的多赢之局。 第六章 信息经济学基础 1.信息有价
我们前面所阐释的“囚徒困境”、“智猪博弈”、“斗鸡博弈”等各种模型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博弈双方都有共同知识，也就是博弈参与者都知道对方所能采用的策略与各种可能发生的结局。在实际生活中，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么理想化。比如，人寿保险公司并不是投保人真实的身体状况如何，只有投保人自己对自身健康状况才有最确切的了解；政府官员廉洁与否，一般的公民并不是非常清楚；求职者向公司投递简历，求职者的能力相对而言只有自己最清楚，公司并不完全了解；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时，对交易商品的质量高低，自然是卖方比买方更加了解。 这种情况在信息经济学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信息不对称”。之所以有信息不对称，是因为存在“私有信息”。所谓“私有信息”，通俗地讲就是在博弈中，如果，某一方所知道的信息而对方并不知道，这种信息就是拥有信息一方的私有信息。有位专家说，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这似乎是什么都没说，又似乎已经说得很正确。广义的说，所谓信息就是消息。对人类而言，人的五官生来就是为了感受信息的，它们是信息的接收器，它们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信息。然而，大量的信息是我们的五官不能直接感受的，人类正通过各种手段，发明各种仪器来感知它们，发现它们。信息可以交流，如果不能交流，信息就毫无用处。信息还可以被储存和使用。你所读过的书，你所听到的音乐，你所看到的事物，你所想到或者做过的事情，这些都是信息。
私有信息，简单地说，如商家的产品是否有严重缺陷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往往只被能接近和熟悉这种产品的人观察到，那些无法接近这种产品的人却无从了解或难以了解。相反，如果一则信息是大家都知道的，或者是所有有关的人都知道的，它就叫做“公共信息”或者“公共知识”。“私有信息”的存在导致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也就是某些掌握的信息要多于其他的人。 私有信息的存在是信息不对称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比如一个女孩面对好几个追求的男生，这些男生的人品、上进心等信息对于这个女孩来说都是私有信息，女孩与追求的男生之间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因此这个女孩到底选择哪一个男生往往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私有信息掌握与否也是委托代理关系的重要概念。委托代理关系的概念来自法律。在法律上，当A授权B代表A从事某种活动时，委托代理关系就发生了，A称为委托人，B称为代理人。一般的委托代理关系泛指在任何一种涉及不对称信息的交易（合同、协议）中参与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掌握信息多、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掌握信息少、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简单地说，“知情者”是代理人，“不知情者”是委托人。
社会是由众多个体构成的，人与人之间时刻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由于不对称信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相当普遍，所以许多社会经济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代理关系。例如，政府与企业、股东与经理、雇主与雇员、消费者与厂家、计算机用户与服务商、信息经纪人与信息用户、病人与医生等等，他们之间都可以构成委托代理关系。除了正式的有书面合同（协议）的委托
代理关系，以及有口头委托的较为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外，社会经济关系中还有大量的隐含的委托代理关系，诸如老百姓与政府官员、选民与议员的关系等。
同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中可能包含有多种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例如软件生产商与软件用户的关系，对于软件的生产成本、软件性能等方面的信息，生产商掌握的比用户多，生产商是代理人，用户是委托人，从这一方面来说是“用户委托生产商进行生产”；对于需求欲望、支付能力等方面的信息，用户掌握的比生产商多，从这一方面来说又是“生产商委托用户进行消费”。可见，委托代理关系是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的，针对不同的不对称信息，可以构成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对于参与各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某一方是委托人、某一方是代理人。
一般来说，私有信息指的是现状，如买卖双方交易商品的质量状况、追求女孩的男生人品、健康状况、求职者的能力等。总而言之，私有信息是双方博弈时已存在的事实。在信息经济学中，一般把这种关于现存事实特征的私有信息，叫做“隐蔽特征”。
前面所说的私有信息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是一种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举个例子说，消费者到商家去买商品，在购买之前就不清楚商品质量的好坏。然而，还有一种信息不对称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博弈的一方无法判断并观察到另一方未来的行为。在信息经济学中，这种未来别人难以判断或观察到的行为这种隐蔽信息，特别称为“隐蔽行为”。比如，一个民营企业雇佣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并授予此人极大的权力，然而这个资本所有者无法判断并观察到将来这个经理上任之后是否会偷懒甚至是将公司的利益据为己有。这种由于无法实现全天侯监督而产生的雇员进行欺骗或偷懒的可能性，就是隐蔽行为。又比如公务员都宣誓要一心为民、廉洁奉公，但是若无有效的监督机制，公务员寻租就成了一种隐蔽行为。
简而言之，隐蔽信息分为两大块，是合同前已经发生的和已经存在的有关事实，就叫做隐蔽特征，是合同后发生的有关事情，就叫做隐蔽行为。
正是因为参与博弈者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往往有很多私有信息的存在，其决策结果必然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不管是对未来、现在或过去的任何决策，只要是我们不知道确切的结果的都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可分为两大类：主观不确定性和客观不确定性，主管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由于有关资料的缺乏而不能对事物的态度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这种不确定性的判断却是其它掌握资料的人可以有的。例如：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不如生产者更为了解，换句话说，商品质量对于消费者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不确定性相关的信息常常具有不对称性，一些人掌握事物状态的信息，而另一些人则缺乏事物状态的信息。信息的不对称性可以通过信息的交流和公开以及寻找而消除；客观不确定性是指事物状态的客观属性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对此，人们可以通过认识去把握不确定性的客观规律，但是，认识本身并不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决策者的决策就具有风险。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确定性，直观上很容易理解，一件事情可能出现的结果越多，这件事情就越具有不确定性，结果越不明确（概率分布越分散），不确定性的存在就越显著。
风险的必要条件是决策面临着不确定性的条件。当一项决策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时，其所具有的风险性的含义是：从事后的角度看，事前做出的决策不是最优的，甚至是有损失的。决策的风险性不仅取决于不确定因素之不确定性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收益的性质。所以，风险通俗地说，就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由于不确定性因素而造成的决策损失。
对个人来说，拥有信息越多，越有可能作出正确决策。对社会来说，信息越透明，越有助于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掌握影响未来的所有因素，这使得作确定性的决策变得困难重重。信息本身的价值正在于此。博弈参与者一旦掌握了更多信息，其决策获得更大收益的可能性就增大。比如，一个消费者买一部二手手机需要化1000元，而这部手机的真实价值也许只有500元，如果消费者购买了这部手机，就净损失500元，如果他和二手手机老板很熟，请老板吃顿饭支出100元，老板决定给这个消费者一部价值1200元的二手手机，很自然，获取这部手机真实信息的价值或信息成本就是100元，但是不仅没有亏掉500元，反而赚了200元，一反一复投入100元的信息成本所得到的收益是500+200＝700元。
因此，市场参与者的决策的准确性取决于信息的完整性，准确的决策需要更多信息的支持，所以信息的获取有减少风险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信息的搜取有可能增加决策者的收益。信息的价值就可以用获取信息后可能增加的收益来衡量。当然信息的获取需要成本，有的时候这种成本可能会高到决策者无法承受的境地。 2. 从形象工程谈道德风险
《新京报》2004年9月26号的一篇文章说,建设部官员披露：中国662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1/5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宽大的马路、宏伟的广场、豪华的政府办公楼等已经，这些现象无论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一个5万人口的城市，却要修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的笑话。 尽管国家出台了各种政策严禁搞“形象工程”，然而很多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却仍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地方政府甘冒政策风险、屡闯中央禁区频频将一些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立项上马。 在解释这种现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所谓道德风险，就是人们利用市场的不成熟或者市场的扭曲，违背一般社会道德规范而做出符合经济理性的举动。道德风险始终存在，一个保过险的人在避免风险方面的积
极性普遍有降低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对于他的行为后果只承担一部分责任，或者根本就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他的行为动机就被彻底改变了。
一般地，当交易双方签约后，如果代理人的行动选择会影响委托人的利益，而代理人选择了什么行动委托人又不知道，委托人利益的实现就有可能面临“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代理人在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而代理人并不承担他们行为的全部后果。
“道德风险”这一术语产生于保险业。在保险市场上，购买了财产保险的人将不再像以前那样仔细地看管家里的财物，购买了医疗保险的人可能让医生多开一些不必要的贵重药品，购买了汽车保险的人可能更不注意保管自己的汽车。在这里，因为人们在投保后的行为保险公司无法观测到，从而产生了“隐藏行动”，保险公司面临着投保人松懈责任甚至采取“不道德”行为而导致的损失。
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市场上，谁也不敢保证投保的人为了获得保险赔偿而不对自己的手脚四肢或眼睛“下手”；在人寿保险上也是如此，一个购买了大额保险的老人如果知道，万一他在保险期内去世，可以使子女得到一大笔补偿，他要动“死”的念头，谁也没办法。保险公司在制度设计上只是应当尽量避免那些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将很可能由于多数的投保人是高风险类型人士而破产关门。比如很容易得病的人才投保健康保险，不容易得病的人不参加保险，于是保险公司需要赔给保户的钱将远远高于他们按照平均得病率计收的保费，从而带来损失。这里，私有信息的存在，使得投保人可以就他们本身的身体情况或风险程度说谎。这样一来，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他们得到很多“逆向选择”得来的投保人。平常人们说“选择”，都是往好的方面选。保险公司的上述市场活动带来的选择，“选”出来的是比较不那么好的一群。所以这种选择叫做“逆向选择”。逆向选择会导致保险公司因风险过高而破产。 实际上，“道德风险”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病人到医院看病动手术，手术能否成功，大夫在手术过程中的尽心尽责非常重要；大夫不用心可能导致手术失败；如果不能将正常的手术风险和医疗事故区分开来，大夫将不承担“不用心”行为导致的全部后果。这时，病人面临着来自大夫的“道德风险”。学生选修某门课程，任课老师是否认真负责，这些行动的选择取决于老师，而这些行动又会影响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这时，学生即面临来自老师的“道德风险”。
现在我们再来用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解释地方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的原因。在目前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事实上是一个个存在相互竞争关系的经济体。无论是改善人民生活也好，显示自身政绩也罢，推动经济发展是必由之路。而推动经济发展，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下，投资尤其是外来的投资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各个地方政府都会将吸引投资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资本方也在寻找婆家，但是，往哪里投资却是个颇伤脑筋的事。这时，客观上就需要一种机制来帮资本方进行选择。地方政府热建形象工程，就是为了设计这样一种机制。宽马路、大广场对投资者来讲，是地方政府有经济实力的一种信号，有了经济实力才会为外来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条件，也才可以保证不会引入资金后关门打狗，也就是人们惯常所说的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但是，这样讲并不是说建形象工程就一定是合理的，恰恰相反，目前各地热建形象工程形成一种竞赛，这种竞赛的结果是一步步远离发展经济、造福百姓的根本目标，演化成一场劳民伤财、逼民治富的闹剧。引来凤凰并不是目的，留住凤凰才是根本，而这是需要条件的，即梧桐树能够很好地存活而且枝繁叶茂。而现在竞赛形象工程的结果是，由于不切实际地劳民伤财，不仅导致百姓怨愤，而且事实上降低了他们的购买力。 3．逆向选择的困境：二手车市场为何建立不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Akerlof）1970年提出了著名的旧车市场模型，开创了“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理论的先河。
在旧车市场上，买者和卖者之间对汽车质量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卖者知道所售汽车的真实质量；但一般情况下，潜在的买者要想确切地辨认出旧车市场上汽车质量的好坏是困难的，他最多只能通过外观、介绍及简单的现场试验等来获取有关汽车质量的信息，而从这些信息中很难准确判断出车的质量，因为车的真实质量只有通过长时间的使用才能看出，但这在旧车市场上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旧车市场上的买者在购买汽车之前，并不知道哪辆汽车是高质量的，哪辆汽车是低质量的，他只知道旧车市场上汽车的平均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典型的买者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但这样一来，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卖者就会将他们的汽车撤出旧车市场，市场上只留下质量低的卖者。结果是，旧车市场上汽车的平均质量降低，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进一步下降，更多的较高质量的汽车退出市场。在均衡的情况下，只有低质量的汽车成交，极端情况下甚至没有交易。
在旧车市场上，高质量汽车被低质量汽车排挤到市场之外，市场上留下的只有低质量汽车。也就是说，高质量的汽车在竞争中失败，市场选择了低质量的汽车。这违背了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选择法则。平常人们说选择，都是选择好的，而这里选择的却是差的，所以把这种现象叫做逆向选择。
从上述分析过程还可以看出，产品的质量与价格有关，较高的价格诱导出较高的质量，较低的价格导致较低的质量。逆向选择使得市场上出现价格“决定”质量的现象。由于买者无法掌握产品质量的真实信息，这就为卖者通过降低产品质量来降低成本从而争取低价格提供了可能，因而出现低价格导致低质量的现象。逆向选择对经济是有害的：高质量的卖者和需要高质量
产品的买者无法进行交易，双方效用都受到损害；低质量的企业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和权利，迫使高质量的企业降低质量，与之“同流合污”；买者以预期价格获得的却是较低质量的产品。 如同“道德风险”一样，“逆向选择”这一术语也起源于保险行业。因为保险市场上的逆向选择现象相当普遍。以医疗保险为例。不同投保人的风险水平可能不同。有些人可能有与生俱来的高风险，比如他们容易得病，或者有家族病史；而另一些人可能有与生俱来的低风险，比如他们生活有规律，饮食结构合理，或者家族寿命都比较长。这些有关风险的信息是投保人的私人信息，保险公司无法完全掌握。如果保险公司对所有投保人制定统一保险费用（这属于总体保险合同），由于保险公司事先无法辨别潜在投保人的风险水平，这个统一的保险费用只能按照总人口的平均发病率或平均死亡率来制定，所以它必然低于高风险投保人应承担的费用，同时高于低风险投保人应承担的费用，从而使得低风险投保人由于保险费用过高而退出保险市场，保险市场上只剩下高风险的投保人，即出现高风险投保人驱逐低风险投保人的逆向选择现象。其结果是保险公司的赔偿概率将超过根据统计得到的总体损失发生的概率，这将导致保险公司出现亏损甚至破产。
资本市场上也存在着逆向选择。比如对于银行来说，其贷款的预期收益既取决于贷款利率，也取决于借款人还款的平均概率，因此银行不仅关心利率，而且关心贷款风险，这个风险是借款人有可能不归还借款。一方面，通过提高利率，银行可能增加自己的收益。另一方面，当银行不能观测特定借款人的贷款风险时，提高利率将使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市场，从而使得银行的贷款风险上升。结果，利率的提高可能降低而不是增加银行的预期收益。显然，正是由于贷款风险信息在作为委托人的银行和作为代理人的借款者之间分布并不对称，导致了逆向选择现象。
不仅在经济生活中存在很多“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的逆向选择也随处可见。比如人们常说“巧妇常伴拙夫眠”，漂亮女孩身边的男孩总是貌不出众、能力平常。而那些普通女孩倒是不乏优秀男生与之相伴。
造成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那些对漂亮女孩向往已久的崇拜者们相互之间，以及和漂亮女孩之间都不能沟通信息。漂亮女孩的追慕者会这样想：这么漂亮的女孩，怎么轮得到我来追？肯定有那些比我有钱的阔佬，比如巴菲特，去追求她。于是长叹一声，转而追求其他女孩去了。而巴菲特在华尔街上巧遇来纽约观光的漂亮女孩之后，也颇为心仪，但是巴菲特转念一想：这么漂亮的漂亮女孩，怎么轮得到我来追？肯定有那些比我有年轻的阔佬，比如比尔·盖茨，去追求她。于是巴菲特长叹一声，转而与结发老妇相伴去了。漂亮女孩去微软公司面试时，巧遇比尔盖茨。面对如此佳人，比尔·盖茨再也不能正襟危坐了，心中一阵激动，但比尔·盖茨转念一想：这么漂亮的女孩，怎么轮得到我来追？肯定有那些比我更强壮的阔佬，比如乔丹，去追求她。于是比尔·盖茨长叹一声，埋头继续与司法部周旋。漂亮女孩去观看篮球比赛时，邂逅飞人乔丹。面对如此佳人，乔丹岂能坐怀不乱，脑海中翻起千层浪，但乔丹冷静下来一想：这么漂亮的女孩，怎么轮得到我来追？肯定有那些比我更英俊的小伙，比如她的什么同学同事，早就已经把她追到手了。于是乔丹长叹一声，转身来个空中走步。这就是漂亮女孩的困惑。
那些想追求她的人相互之间都不能互通信息，也不了解漂亮女孩的尴尬处境和真实想法。结果是每个想追求她的男人都根据自己的预期来决定是否要去追求漂亮女孩。由于大家都预期追求金发女郎一定是极高的门槛，最后造成大家都退缩不前。在这个困惑中，大家只观察到了女孩的美貌，只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而根本不知道其他任何信息。最后每个人都相信追求漂亮女孩的代价将是很高的，因而大家都不采取行动。最后反而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懵懵懂懂的男生追到漂亮女孩。 4.声誉、信号传递与制度设计
从上一小节我们可以知道，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逆向选择的根源。要减少逆向选择，就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思路是委托人或“高质量”代理人通过信息决策，减少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解决的途径有两个：其一是委托人通过制定一套策略或合同来获取代理人的信息，这就是“信息甄别”，我们在后一节将会详细解释；其二是“高质量”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向委托人传播自己的私人信息，这就是“信号传递”。
记得有一部电视剧，其中有一个情节是一位武林豪杰在交通要道边开了一个酒馆。生产十分兴隆，引起另一位武林高手的垂涎。这位武林高手决定打败那位豪杰然后霸占酒馆。两强相遇，武林豪杰和武林高手相互之间不知对方底细，于是来一番比试。本来，他们俩可以通过打斗来解决问题，但打斗一场双方都会有所损伤，不如通过其他方式比较武功高低。豪杰拿来5块砖，一掌将其击碎，高手也不示弱，照样击碎5块砖。于是，豪杰又拿来十块砖，同样是一掌击个粉碎，高手见之，心中没底，于是明白自己武功较豪杰还差一截。于是，这位武林高手甘拜下风，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弃剑而去。 这个电视剧中的情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信号传递博弈”。豪杰身怀绝技、天下无敌。但其他人不一定会相信他是武林第一高手，除非亲自与之交手并败于他。交战虽然可以决出高下，但对双方都会有损失，打个头破血流对谁都不是好事。当然，豪杰可以对外宣布他的武功非凡，其他人不是他的对手，但即使豪杰没有什么本事，也可以如此对外宣布。所以，仅凭口头宣布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去蹓蹓。豪杰用过人武功劈掉别人难以模仿的10块砖，就向别人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向外传递的信息是：我的武功高强，你们可不是对手。这样，不用打斗就决出高下，避免了打斗带来的更大损失。
在商品市场上也是相同的道理。当人们进行交易时，产品的质量是重要的特征。在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并不能了解到每种产品的具体质量，真正了解产品质量的是卖者。不同的卖者提供的产品质量不同，那些劣质品的卖者为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