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
邓小南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宋代改革的文化背景。
黄仁宇先生是一位旅美的历史学家，是明史专家，但他也有一些关于通史的著 述。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里，他提出了一些有关宋代的个 人研究心得，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
比如他曾经说：每个不 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
”①中国历史上主要朝代的开国君主，很多都是在马上得天下，
比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等等，但是真正职业军人出身的帝王只 有赵匡胤一位。宋代自开国始，就有一些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例 如，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时期，经济文化有突出的发展，国家政治也比较开明。宋代有 一些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很有意思的现象。比方说，宋代开国首脑以军人为主，本来应 该擅长军事、注重国防，但是宋代在军事上的作为，既不及前面的唐代，也不及后面的 元代。在国势上、在对外竞争上、在军事作战上似乎处处被动。宋代的民间经济和文化 有比较充分的发展，但是国家政策不能很好地适应这样的发展状况。另外，这个时期 以务实为特点，可是涌现出来的著名人物却是以哲学家为多。
对于宋代历史上一些和前代不同的状况，学界早就有很明确的观察。２０世纪初，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内藤虎次郎）“唐代是中世
曾经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说： 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宫崎市定继而发挥了这种认识。“东洋的近
”他认为，
世和宋王朝的统一天下一起开始 ”。宋代经济的发展、都市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其成 果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等量齐观。②
２０世纪初期，严复先生给熊纯如的信里曾经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
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 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③
胡适先生和钱穆先生的著述中对宋代也有比较明确的历史定位。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重要的是在宋代。 ④胡适先生把宋代比为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 时期，甚至叫做一个“革新的世纪”。⑤
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对于宋代的学术文化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陈寅恪先生
的论断经常被引用，即“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 微，终必复振 ”。⑥
现在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对唐宋之际的文化递嬗有很多研究。葛兆光在《道教与中 国文化》中说：
唐宋文化的嬗变，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题目之一。唐文化与宋文
化，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可以说是古典文化的巅峰，后者则是近 代文化的滥觞。
陈来在《宋明理学》中说：
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学术潮流的演变来看，中唐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三件大
事，即新禅宗的盛行、新文学运动（即古文运动）的开展与新儒家的兴起。宗教的、文学 的、思想的新运动的出现，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新发展。三者的发展持续到北宋，并 形成了主导宋以后文化的主要形态，也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精神表现。
中唐以来到宋代长达几百年的社会转型时期，基本走向是平民化、世俗化、人文
化。方方面面取得的一些成果，不管是经济、文化、思想、宗教层面，反映出来的基本都 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走势。
从唐到宋，时代精英在艺术品味上也体现出不同的风格与追求。举一个最简单的 例子，大家都非常熟悉唐代的著名诗人李白和宋代的著名诗人苏轼，这两位文豪都有 过咏庐山的诗作。如果比较一下这两首诗，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的异同：
李白《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潇洒豪迈。
苏轼《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相对来说，这首诗遣词造句都比较平实，在平平淡淡中显示出对于深邃哲理的追求。正
如钱钟书先生指出的，唐诗注重的是风神情韵，而宋诗注重的是筋骨思理。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里，如果从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的角度看，值得注意的最大变化
是，在当时的儒学传承者或者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儒家思想的复兴，有学者称为“新儒学
的复兴运动”。这个所谓的“复兴”或者说新儒家的“觉醒”，主要体现在当时士大夫对于“内
圣外王”的群体性自觉追求。所谓“内圣”指的是在内心自我修养，以达到一种圣贤的境界；
而“外王”是指天下国家要行王者之政，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这样的一种追求
促使当时的士大夫主动地把治学和从政结合起来，这成为宋代士大夫突出的共同特点。
宋代士大夫在知识结构、能力素质、价值追求等方面，和他们的前辈有很多不同。
杜甫“读书破万卷”，在唐代历史上是不可多得的饱学之士。但是在宋代历史上，从范仲
淹到欧阳修、王安石、既是很著名的文学家，里宋人占了六家；
苏轼等等，“唐宋八大家”
又都学问淹博，都有阐发儒家经典的专门学术著述；同时也都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
上，在政治方面有突出的建树。而这样一种复合型或者说综合型的人才（大多是文职官
僚）在唐代是不多见的。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特别说到，这样的一辈人都是肩负着 “以天下为己任”的重担，而且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北宋中期出现了风起云涌般的变法 运动。相形之下，唐代历史上却较少有由士大夫主动推动的政治革新运动。
这个时期在国家政治领域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当时“士大夫政治”的出现。公元 １
１１世纪中期是宋神宗当政的时候，当时作为宰执一员的文彦博曾经提出“与士大夫治
天下”，就是皇帝和士大夫共同联手治理天下。古往今来有很多人在阐发这一说法所蕴
含的意义。
余英时先生最近出了一部书，题为《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
研究》。其中说到，北宋中期“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这时出现
了君臣双方所共同承认的一个原则，即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这是北宋政治
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也有学者指出，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一直
占主导地位，但是儒学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能够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到１ １１
世纪之后的北宋时期才发生的。
对于宋代的国家政治体制、政治集权关系，历来有不同的认识。从２０世纪到现在，学
者的不同看法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种意见是强调宋代的君主专制、君主集权，强调士
大夫的绝对忠君思想随着理学的产生逐渐强化，认为在宋代的历史上，专制君权独裁主
义日益严重。另外一种意见强调宋代的政治比较开明，这个时期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
认为“天水一朝”“天水”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是赵家的郡望）
这样两种不同的说法，应该如何认识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时期一方面君主集权和
忠君的观念确实是在强化，但是与此同时对于君权的限制因素也在不断增强。这两种
趋势实际构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 “张力”。就当时士大夫心目中的政治理念而
言，他们追求的是“内圣外王”的境界。所谓“外王”就是要建立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上下有序、尊卑有序、内外有序、亲疏有序的社会政治格局。而为了达到这样一种
境界，理想秩序的建立，又首先要求皇帝自省，也就是朱熹经常说的要“正君心 ”，皇帝
也要做到“内圣 ”；士大夫们致力于“致其君为尧舜之君 ”，因此也在限制君权、规范君主
行为方面有很多的努力。
以上是关于宋代的一些背景介绍。
今天要谈的“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会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第二和第三两个方面。
一、按“祖宗 ”的“既定方针
”办：帝制政治的突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