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衔如果在唐代前期，就是一个实际职任，管军事事务，宋代变成“本官”，只决定基本
俸禄，决定上朝系列中的位置。从实际有执掌到只标志身份，就是相当于从“部长”变成 “部长级”。说明他是青州的地方长官。是一个路里
“知青州军州事”“充京东路安抚使”
四位首长之一。这些才是他的差遣。他的“职事 ”其实和兵部完全没有关系。是负责青
州的事情，兵部尚书对他的意义，仅限于标志他的身份。那么，兵部尚书既然与职事无
关，是否与其他各部尚书全无区别呢？彼此在身份方面还是有区别的。
下面是唐代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表，在北宋前期尽管部司名称依旧，所反映的却不
是实际职事，而只是“本官”序迁的阶次（北宋中期元丰改制以后又转而负责实际事务）。
在欧阳修生活的时代，六部二十四司只构成为本官序列，是一种身份升迁的序列。 “正部级
”里又有高下区别。六部当时被分为前行、中行、后行，吏部和兵部被认为是最 重要的，身份阶次也最高，户部和刑部次之，礼部和工部是第三个档次。
而就中层官员而言，即便“本官”属于同一个部，带的衔不同，身份的序列也还是不 一样。举例而言，譬如工部有四个司，每一个司有正司级、副司级官员。正司级叫做郎 中，像工部郎中、屯田郎中、虞部郎中、水部郎中等；副司级是员外郎：工部员外郎、水部 员外郎等。而更复杂的是，即便都是正司级，挂衔不同，彼此仍然有区别。
过去帝制社会里通常有特权选官，父亲、祖父如果做了很高的官，他的子孙就可以
授官，不需要经过考试，也不需要从底下一层一层地熬上来，这在过去叫做“任子”或者
“恩荫”。宋代也有恩荫，北宋前期宰相的儿子起家就相当于水部员外郎级别；如果官员 犯了赃罪，被免官了，一旦惩处察看的年头已经到了，要给予重新做官的机会，授予的 本官也可能从水部开始。假如靠服务年限提升，循虞部这条线向上晋升。如果科举考试 中过进士，本官经屯田向上序迁。如果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工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有特别优秀的表现，就沿着各部的“头司”工部一刑部一兵部升迁。所以从一个官员带 的衔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官员基本的身份背景。不仅能够看到现在是几品的官，而且能 够看到出身经历。
所以日本学者梅原郁曾经说过，在中世纪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官员除授方面的设
计方式。朝廷对于官员的任用更为灵活，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丰富了人事制度中的应
变处置办法。官、职、差遣是人事任用的关键。有些官员做到了一定的年头，也许差遣不 改，但是“本官”或“职”有所提升；有的宰相职任被罢免，而作为抚慰方式，他的本官却 提升了。宋廷通过这类方式，运用多种手段策励群臣效力，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奖 惩激励体制。
四、变革的努力：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最后简单讲一下针对“祖宗之法”，宋代历史上的一些批评与冲击。正面冲击“祖宗之
法”的事件或者说运动，在宋代并不是很多，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一）以整饬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 ”
以整饬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中青年
官僚推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当时国家面临很多压力，外面主要是对西夏（党项民族在西 北建立的政权）作战的压力。战局一直比较被动。庆历四年（１０４ ４４）与西夏签订了一个和
约，边境上相对有所缓和。在内政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压力，那时国家财政有很多支出， 特别是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的十之七八，给当时财政运转造成很多突出问题。
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批评宋代的冗官问题。冗官是指官员的设置员额太多，这也
和国家财政费用相关联。实际上，应该说明，宋朝有做官资格、具有本官级别而且领着 基本工资的人很多，但是在职在任在岗有差遣的官员并非想像中那样冗滥（我们今天 所说的“岗”，在宋代叫做“阙”）。北宋末年的时候，当时吏部正式名册上所掌握的就是 ４８００
００多名官员，这些人还并非都能同时获得上岗机会。当然这里不包括“吏”，就是说 负责日常文书、日常工作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人员不包括在内。另外，吏部控制的是中 下层官员，重要的高级官员不包括在内，因为重要官员是由政事堂任命，甚至皇帝直接 任命。但是即便都加在一起，正式官员的员额也不过五六万人，在岗的就更少。而当时 在宋代辖下，大观年间已经达到一亿人口。所以有差遣有岗的官员的比例不能说是很 高，但是当时具有本官身份等岗待岗的人确实数额不少，而且他们或居闲散或不工作 而领基本工资，所以给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不小。
“庆历新政”正是在国家面临很多重大问题，特别是面临财政军事严重挑战的过程
里开始的。庆历三年（１０４３）秋，宋仁宗让范仲淹、富弼等正式提出他们的改革主张。范
仲淹呈递了《应诏条上十事疏》，其中提出对于当时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看法。 《十事疏》被认为是“庆历新政”的改革纲领。其中把出现问题的原因归结为祖宗的许多 法度到此时“废而不举”，提出的改革思路也是要“端本澄源”，要“约前代帝王之道，求
今朝祖宗之烈”，从祖宗的统治思想里去寻求治世的资源，目标是希望重新振兴祖宗以 来的一些法度，达到纲纪再振的目的。
这番建议应该是反映范仲淹等人共识的。他们提出恢复祖宗之法，再振纲纪，并不 是代表因循保守、向后倒退的倾向，而是反映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反映出要求改 革的一种政治主张。
《应诏条上十事疏》里列出的十件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
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从中可以看到现在学界通常说“庆历新政”以整饬吏治为中心的提法是有道理的。 当然也有一些和财政问题、军事问题有关系。“庆历新政”
但是无论如何，的中心内容是
吏治问题，是自此切入，作为新政的突破口。
新政在当时面临很多风险。范仲淹对此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曾经说过做官的人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⒇。不能犯私罪，但是为了公事，不能处处害怕违反旧有规范， 要敢于担当。对于他们的抱负与气节，宋代历史上的很多士大夫都相当敬仰。他们“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以及“敢当天下事”的作风，一直影响到后代。
“庆历新政”的很多举措受到非常强烈的抵制，主要的抵制来自于当时的既得利益 “恩荫”“任子 ”
阶层。刚才说到宋代历史上有、制度，高级官僚的子弟可以直接当官。范
仲淹等人的改革主张中，开始限制这样的措施。这在官僚群里激起强烈反响，有很多人 反对，认为“任子恩薄”违反祖宗以来优待士大夫的传统原则。这个时候，官员升转之际 需要经过的审查手续，也就是所谓的“磨勘”，操作的方式也更加严密。范仲淹提出的 “抑侥幸”，显然导致“侥幸者不便”。当时有人提出，比方“任子”，比方官员升迁的办法， 都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都是祖宗优待士大夫的重要组成方面，变更这些法度会引起 人心不安，会直接影响到统治阶层的稳定。也有人说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是危害朝政 安定的小团体，之说在朝廷渐渐甚嚣尘上。欧阳修写成并且奏进
“朋党”在这种情形下， 了著名的《朋党论》。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能够在宋仁宗的心中解开这个疙瘩，皇帝仍 然觉得这批人可能是一个小圈子，留他们在中央会影响到官僚群体的稳定。因此庆历 三年秋天才开始的新政，到了庆历五年的上半年就陆续停止。
“庆历新政”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所以二三十年之后，宋神宗时又开始 了新的一轮改革运动。
（二）精神与王安石变法
“三不足”
宋神宗时期的变法运动，长期以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学界也称为“熙丰新法”，因
为这场改革是在熙宁、元丰年间进行的。这次变法从内容上看，与范仲淹变法的思路颇
为不同，有着明显不同的选择倾向，也比“庆历新政”涉及的面更加广泛。这次改革的主
要举措虽然关系到教育，也关系到人事改革，但是最主要的是有关国家财政的改革，是
从财政的角度入手来开始整个变法措施。
王安石做宰相以前，宋神宗曾经问他，如果要你执政，你首先做什么？王安石回答
“变风俗，”（２１）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概括、比较抽象的说法，而具体的做法是
道，立法度
“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要以农业、农村、农民的“农事”作为入手点，所以他最
(22)
关心的问题在于抑制兼并，希望能给农民创造更好的生产条件。
在当时的各项法度里，王安石的基本理财原则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
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基本是强调“开源”的理财思想，而不是单纯注重“节流”。
但是从庆历新政以来，当时的士大夫们觉得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冗官、冗兵、冗费，所以
那时一直贯通下来的是一个节流的理财主张。王安石在开源方面下工夫的理财思想，
在当时引起不同意见的尖锐对立。
对于这次变法，当时的官僚群体中有很多不同的反映。神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
经征询过司马光和其他一些大臣的看法。司马光当时的意见也是要振兴国家纲纪，似
乎和王安石的“立法度”有很明显的共同之处；但是他们具体的改革方针和改革措施、
改革的着眼点很不一样。新法陆续颁出之后，司马光他们有很强烈的批评，其中主要的
方面是觉得对于宋代建国以来的一些法度、政策措施冲击得过于严重。
王安石对于“祖宗之法”确实有尖锐批评，但是这些意见主要集中在政策法规或者
具体规章制度的层面；而对于“祖宗之法”防范弊端的精神核心，他有着明显的认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