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于新古典学者用所谓的一般商品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真实阶级性质的掩盖。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里，每个人首先是作为一个拥有某种东西可以出售的单纯商品所有者出现——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是如此。作为商品所有者，他们都站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彼此间的关系不是人格身份制度里的主仆关系，而是“自由平等的人与人间的契约关系”。这样一来，对于原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雇佣劳动工人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由于他自己无权支配生产资料、而一直被迫按照生产资料垄断者所制定的条件从事劳动；正相反，这里的商品世界仿佛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其中工人的劳动力是工人让渡于资本家的，而只要别人付出实价工人就会出卖它，交易似乎也就具备公平的条件。显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外观而已，那些把资本主义方式视为天然和永恒的人，也就是把外观当作社会关系的真正表现来接受的。在这里，斯威齐指出，实际上“只有通过某种对商品生产的批判性分析，即透过表象而分析它下面的人与人关系，我们才能看清资本主义的法律的历史相对性，正如我们只有通过这种分析才能看出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性质一样。??所以拜物教学说的含义，远超过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的寻常界限。”[55]
三、货币经济和资本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因其技术分析一直是支配人们思想的主导范式而被应用于所有经验问题的研究。不过，正像凯恩斯后来表明的，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并不
是现实中的货币经济、而只是一种实物经济，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实际量值与货币量值是截然分开和完全无关的，其技术关系的讨论只涉及生产的一般、而不能表明特定经济关系下生产的特殊性或社会关系，从而也无法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货币性质和货币量值与以利润率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种以货币为基础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可以从凯恩斯“货币的生产理论”中得到启示，即凯恩斯所表明的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区别，或货币利息率与实物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区别。在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曾试图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结合起来，但新古典理论却抛弃了凯恩斯的革命性见解，不但完全将其嫁接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之中，还把货币作为一种外生变量来对待，这即成为后来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学派有关价值分配理论争论的焦点。其实，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不仅是内生的，而且也是决定所有经济关系的本质所在，宏观经济只有通过内生的货币供给才可以形成一个整体、进而决定所有的价值和分配变量。所以，当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均衡和效率时，就必须把货币经济的性质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假设。
如前所述，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显然是一个总量上的社会关系，它不取决于任何技术上的变动。斯拉法的模型曾使用
一种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来表示这个关系，但他并没有明确表明这种总量关系中的利润率是如何决定的。[56] 那么，这种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是否与货币有关呢？事实上，决定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和总量关系的正是这种货币利息率，它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经济的本质。但是，如何从本质上把握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呢？这里的关键是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其实，如果我们从另一种角度来看马克思经济学，就会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无非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就体现为一种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关系。这是因为，首先从交换的基础看，它来自于劳动价值论中不同商品相交换所依据的一个同质的东西——劳动，而劳动时间的凝结所表示的价值是通过货币来表现的。其次，在一个交换经济中，买卖双方必须拥有货币以签订契约来保证交易的进行。当然，正是因为这种契约性质的存在，使得货币成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或最简单、最直接的信用关系。这样，每个人所占有的货币或信用关系将决定其签约的能力或支配能力。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所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它不仅使得在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与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得以维系，而且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即货币的增殖，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又都是围绕着资本家要求取得这个货币利润的生产目的来进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货币经济关系。显然在这
一点上，马克思的论述远远超过了古典与新古典的分析。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讨论商品和货币开始，进而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此说明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获取收益（货币增殖）能力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生来具有的，就是它本身的自然形态；但其价值形式则只有通过迂回的道路，在和别种商品的交换中才能获得，也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通过由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显然这个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或技术完全无关的价值形式。马克思认为，变成货币的商品在进入流通之前已具有价值，而这个价值由生产货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如前所述，货币一旦形成，商品的交换过程就体现为商品流通公式“W—G—W”，在这里，商品是单纯作为商品而出现，而货币是单纯作为货币而出现，即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但是，当出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当资本家用一笔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目的是要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这时商品交换公式就成为“G—W—G′”的流通公式，这种流通形态成为资本流通的一般形态。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转化在这里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也就是说，“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
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57] 所以，只有当资本家能够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时，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这个增加的货币、即G与G′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构成资本家的收入，也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同时，也正因为货币增殖的出现（G′﹥G），使得这个形态中的货币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成为了资本形态的货币、即货币资本。“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58] 这样，货币的增殖、即利润的获得就成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动力。对此，斯威齐精辟地指出，“正统经济学家们（即新古典学者）几乎普遍地认为，作为生产的一种动机，剩余价值的取得是人类本性（所谓‘利润动机’）的固有特点所引起的；人们只需拿上述这段话和这个观点相对照，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正统派政治经济学相隔离的鸿沟是多么的深。”[59]
通过上述价值形态到货币形态的发展，马克思强调了货币对商品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货币决不仅仅是一种‘面纱’。不仅如此，货币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60] 而且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财富的一般的物质代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各种劳动活动的一切产品的形式，换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