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等多个角度，研究了我国的经济周期问题，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波动周期具有强波特征”的论断；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经济周期研究”课题组，并出版了课题成果集《经济周期研究》，对新时期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点、机制、成因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国内学者通过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结论。
在关于我国经济周期成因问题上，投资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卢建（1987）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是靠大量的投资来推动的；方加春（1990）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丰歉往往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造成影响，农业生产波动引起产量、价格变化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波动，这在历史上表现的十分明显；张守一（1995）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和短期因素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我国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樊刚（1999）认为体制因素是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公有制经济所特有的经济波动，必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有关。机制变换是因，经济波动是果；刘树成（2006）从消费角度来解释我国经济周期的成因，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一般是由满足温饱需求的阶段向满足小康需求的阶段升级。每一次产业结构的升级都使得整个国民经济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出现经济的繁荣和高涨；白海军（2006），李瑛（2006）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产生是内部传导机制与外部冲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实际，应实行宏观调控政策。张晓岚（2005）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关性做了分析，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既是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原因，又是经济波动的治理工具。郭峰、唐小锋、李杜（2006）回顾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概况，分析了与中国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主要宏观经济因素，比如投资、消费、财政支出，物价水平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变动等，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王克群（2005）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农业波动、产业结构变化等都是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对策。殷剑峰（2006）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发，提出了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了改革
开放前后两个时间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并进行了计量检验。主要结论是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转移、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经济机制。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稳定投资，加快体制改革作为基本出发点。
关于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以及测度问题，很多学者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刘树成（1996）研究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所处的新阶段，并对宏观调控与经济预测做了分析；陈乐一（2000）对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做了全面的论述，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索了如何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与增长。苏汝颉（2006）对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划分及特征进行了分析，对经济周期的变化特征的趋势进行分解，并通过建立VAR模型对经济周期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陈文煌（2005）应用经济周期理论，对我国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周期表现、特点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措施。崔友平、金玉国、张远超（2005）通过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历史考察，分析了我国经济周期的成因和形成机制，并对我国当前宏观形势进行判断，提出了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在周期的测度问题上，董进（2006）比较了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比较乘数的四种方法：线性趋势法、H-P滤波法、Band－Pass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对我国1952－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分别估算出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周期波动的起止时间。这将为进一步分析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成因打下必要的基础。王梅、毛飞（2005）认为宏观经济常态的存在是经济周期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对宏观经济常态性质的判断是经济周期确定方法的选择依据。为了更准确的反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经济周期的确定方法应该采用“峰－峰”法。
1.2.2经济周期阶段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文献综述
固定资产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或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中，可供长期使用并在其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劳动资料和消费资料，如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等。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它是社会增加固定资产，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条件。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投资一直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现代经济
周期理论中，投资波动也被认为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投资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基础，它通过乘数和加速数相互作用，引起总产量和总收入的变动，从而成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最根本原因。因此，投资理论在宏观经济理论中非常重要，投资支出进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议题。
关于投资与经济周期阶段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斯密和李嘉图伟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形成率即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认为，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投资增长。
马克思的周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周期性经济危机正是这一矛盾的必然产物，这种经济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危机周期性出现的基础是固定资产的更新。
投资过度理论一般认为衰退的原因不是投资过少，而是投资过多。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是货币因素与实际因素（生产结构纵向失调）相结合作用的结果。在经济的扩张阶段，利率降低，信用扩张，而且预期利润率大于当前的借款利率，因此过度投资。过度投资的结果使得生产资料的生产大大超过消费品生产，导致生产结构失衡。但是资金的供应是有约束的，当银行收缩信用，资金链条断裂，投资由前期的过度投资变为投资不足，使未完工的工程半途而废，已经投入的资金造成浪费，扩张停止，繁荣趋于崩溃，经济转为萧条。
乘数加速数理论强调投资变动与收入变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近年来对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大量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正相关关系是否有显著的双向影响关系，目前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上尚未一致的结论，就目前的研究结果看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投资率对于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单向因果影响关系，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高投资率或以设备投资反映的高资本形成率推动的（Delong Summers，1991，1992）；另一种观点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快速的资本形成，存在实际产出对于投资需求的反向影响关系（Vanhoudt，
1994）；第三种观点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Podrecca，E.and Carmeci，G.，2001）
投资对产出推动；在投资率与产出波动性关联和影响的实证研究中，Delong和Summers发现，资本形成比率（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投资与产出的中间传导因素主要是企业设备等方面的生产性投资，这些投资具有投入－产出过程的乘数效应；王维孝、吕利栋（2004）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并提出了要合理确定适度的投资标准，以确保经济的稳定运行。罗伟（2006）运用因果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依存关系进行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固定资产投资对名义GDP的弹性系数进行测算，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并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边雅静、张振兴（2002），从实证角度出发，通过考察河北省投资规模和弹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得出了投资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舒婷（2006）以内蒙古为例，分别对内蒙古投资率，投资贡献率、投资效果系数、投资弹性系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带动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就业的重要手段，并对投资过热引起的社会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冉建宇、袁光才（2006）通过对GDP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描述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认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相对贡献率自1994年不断下降，说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应进一步调整。
产出对投资推动；Vanhoudt等人的研究认为，快速经济增长导致了快速的资本形成或者投资增量的形成，实际上存在着实际产出对于投资需求的反向影响关系。赵雪凌、杨晓华（2005）以建筑业为例，考察建筑业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认为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对于建筑业总产值的变动具有决定作用，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导致建筑业投资波动的重要因素。陈朝旭、张文、赵宇飞（2005）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Granger因果影响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直接导致了投资率的增加，存在实际产出对投资需求的反向影响，但资本形成对经
济增长却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投资的短期性和粗放型特征。
双向影响；郝洁（2006）以武汉市为例，选取了年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得出了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的结论。雷辉（2006）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两个时间序列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和双向的因果关系。刘金全（2003）从投资需求和投资波动性的角度，分析投资边际性和投资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进行分解，，得出结论：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的Granger因果影响关系，但它们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影响关系，这也说明投资和产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投资波动是诱导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段倩（2006）通过对贵州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认为两者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并就如何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了政策建议。任碧云（2006）从投资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来考察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认为如果要协调二者关系就必须确定合理的投资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实现投资结构的优化。龙莹（2005）通过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协整分析，进一步论证了两者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赵慧卿（2004）通过建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及物价指数的误差修正模型，并结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讨论投资和经济增长究竟“谁是推动力”的问题，必须结合特定的经济环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3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研究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及特点的考察，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波动的历史回顾，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还对两者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在文章中，主要运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方法，同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阐述和论证了文章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