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
论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嬗变
中世纪大学滥觞于11世纪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由教会许可设立，神学课程占有重要席位，教师与学生在形式上就是教会人员（拥有教士的特权），具有明显的宗教性质。然而经过发展演变，中世纪大学却成为宗教改革的阵地，新一代思想家和人才在这里脱颖而出，人本主义的新思想和世俗化教育逐渐成为主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在12世纪的欧洲文化复兴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人性，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逐渐推广开来，这极大的促进欧洲的新觉醒， 它在打击教会权威和神学的神圣性方面, 起了极为巨大的积极作用。中世纪大学缘何有此嬗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一、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诞生
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文献之中，对当时称谓的“大学”，意思只是一定数量的、身份多元化的人们所集聚的场所，“大学”在那时的称呼—“公会群落（universitas vestra）”—的具体含义只是表达“你们全体”。而在技术范围内，“公会”意指一个正当的社团和法人。到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的这一时期里，“公会”这一称谓才逐渐应用到教师团体或学生社群。但在大学出现的开始阶段，并没有任何绝对的称谓，“学者大学”“教师与学者”大学是当时最为流行的称呼。
到13世纪初期，学科研习所的称谓开始盛行于中世纪的欧洲，相比于公会，学科研习所更加准确指代了抽象意义的学术机构。这逐渐成为了大学的最为科学的称谓。
而一个所谓的学科研习所，其本质就是一个囊括古今经典的高等学府，就其产生的形式而言其完全可以说是公众自发、出于法定程序以外的。而在13世纪，欧洲大陆便拥有了3所举世闻名的杰出研习中心。它们分别是：以神学为中心的巴黎大学，冠以“法学之城”的博洛尼亚大学以及医学泰斗的萨莱诺医学院。由此在欧洲大陆上，其它大学纷纷效仿，一所所大学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这三所大学就变成了这些大学的母型大学。中世纪大学可谓是当时宗教、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发展的产物。而中世纪欧洲大学又是在怎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呢？ 1.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宗教因素
中世纪的欧洲早期被基督教会所统治，整个欧洲都笼罩在黑暗的世界之下，而文化处于一片蛮荒之地。艾略特说过：“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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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掉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意义。”[1]在中世纪早期 ，整个欧洲处于一片蒙昧状态，文化缺失，人们思想被基督教所控制与束缚。而当古罗马帝国遭到蛮族入侵，整个欧洲处于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在这个时候，基督教会被历史赋予了原本隶属于古罗马政府的职能，并最终成为整个中世纪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融合在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便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而且，这是把西方与其他世界文明区别开来的最为重要的一点。”[2] 在8世纪至11世纪期间，封建教会以世俗封建王权的等级制度为模板，在教会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教会分阶制度，随后发展演变成了教皇制度和修道院制，并随之而成了以教皇为最高统治者，下面分设了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和神甫、修士（修女）等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由于教会的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僧侣们很快就攫取了知识教育的垄断权，这样教育就凸显出浓厚的宗教性质。
随着教会不断在发展壮大自身力量同时，其权力和财富也逐渐膨胀，比如教会的土地具有不缴纳赋税的特权，这一特权直到中世纪晚期才从法律中废黜，且规定必须交纳什一税，所以在当时只有教会才拥有办学的经济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中世纪的欧洲快速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学校和教区学校。教会创办这些学校的目的除了方便自己教士的修炼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教会人才，巩固自身统治。当时教会最主要的学校是修道院学校，它源起于教会的修道院制度。而在各主教区的管辖区内设置的大主教学校，是由主教直接管理，其性质跟修道院学校如出一辙，目的都是培养教会需要的人才，不过大主教学校的设施更加完备，学科内容也较为完整。一些大学的形成就是由大主教学校蜕变而成的。教会在刚开始培养神职人员时，首先对其进行读写算与基督教教义基本理论知识的教授，由此需要用到古典文化的一些传统文化知识，这样的教育内容随后形成了被称之为“七艺”的学科内容。正是从七艺教育内容为起点，为古典文化残存了一丝血脉，随之演变为了大学产生之后的主要基础课程内容。
在教会的作用下，特别是修道院，让古罗马文化的传统与古罗马作家的著作得以保存下来，大学诞生之后，便有了基本的知识材料与基础。比如，公元6世纪，卡西奥多罗斯修士开始着手搜集希腊文与拉丁文著作的手稿。在他建立的隐修道院里，让僧侣们誊录，这种做法后来为本尼迪克特的修道院所仿照。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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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热衷传教，他们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誊录经典著作，还自己创作，存留下了一部分古罗马文明的著作。专门研究教会与文化关系的道森先生说到：“坐在阴森的隐修院里，艰难地抄写和再抄写他们保存下来的手稿”。[3]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些资源，担当起了学校教育的职责。让卡西奥多罗斯修士“使这些古老的学问传统在修道院里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因之修道院的学校和图书馆以及寺院缮写室成为西欧高等思想文化的主要机构”。[4] 2.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经济因素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于城市兴起之后，与城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城市是大学的发源地，很多具备地理意义的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一点，也透露了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十分紧密。“大学和城市的独立发展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由这种事实显示出来了，即在南欧地区，那些自治城市是最自由的也是最有强力的地方，在这些大学运动非常迅速地扩大起来了。”[5]雅克·勒戈夫对城市的作用这样形象的描述：“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贸易的通衢和市场。”[6]确切的讲，城市的兴起不单为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随城市的兴起而衍生的行会制度为教师、学生社团的形成可以参照借鉴的模板。
当城市与商业、手工业一同处于繁荣的局面下，“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是以专业人员的身份出现，并“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7]12世纪之初，教师被称为“master”，实际上就是手工业中的师傅、工场的领导。然而当时教师的“处境与其他某种手艺或行业里的师傅们并无不同，也是通过从事某种职业来谋生，也要为确保自身存在下去的权利而被迫奋争。因此，他们必然要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组织成一个法团”。[8]所以，大学刚开始的含义事实上就是一种行会，目的是为了获取自治权及学术自由，而形成的中世纪学者行会组织。从法律传统上看，罗马法中已经有关于团体权利的规定，但这种权利仍然需要得到当时权威的认可。从中世纪欧洲史上看，如果团体的地位、权利没有得到公共权威的承认几乎是不可能稳固的。很明显这种权威在中世纪包括教皇、国王乃至地方领主。比如，教皇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权威，颁给法学的特许状是对大学最有效的承认与保护。另外，11——13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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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是在欧洲其他国家学校学习，因为这种表面上似乎不在意的区分，恰恰促进了大学的兴起。因为“在中世纪，一个人住在外国是要自己承担风险的。他没有对其冒险进入的国家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而他最能保障安全的机会，则是与在该国的同胞联合起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国学者的各种团体就在各个学习所在地联合形成了许多独立的‘行会组织’”。[9]在自治的城市当中，因为学者行会组织同其他行会组织一样，要获得法律的承认，并且还极需要权威的庇佑。因为“中世纪某些事物的存在取决于它拥有的法律地位??一个城镇要想得到认可，首要的事情就是争取授予特定的法律权利。一个行会、一所大学或任何其他合作团体，从获得它的特许权那一刻起，才得以合法存在。”[10]因此，大学组织只是城市众多行会组织之中的一种，而且是手工业者行会上一种特别的精神组织。当然这类行会是在适应于各种对外调节、争斗及对内管理的需要前提下而逐渐衍生出的。在巴黎，因为学生入学的年龄较小，教师便会成为行会的管理者。在博洛尼亚则恰好相反，一方面由于学生大部分已经成年了，而且一般都超过20岁；另一方面因教师融入了城市当局，而学生多数不是该城市的市民，在此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组织行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博洛尼亚大学最初领导权在学生手里。博洛尼亚的教师大多数是没有教职的一般市民，其收入不靠教会俸禄，而是靠学生学费。在强大的学生组织压力下，便渐渐“臣服”于学生行会了。
欧洲经济的苏醒和快速成长带来了城市的复兴，城市的发展致使了对知识的大量渴求，这就营造了一个巨大的知识市场，城市中各行业的专业化分工也使得教学成为一门可以用来营生的特殊职业。作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城市在文化传播上具有庞大的辐射作用，能够吸引众多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同时也能满足大量学生集中的在食宿等物质上的需求。而且城市的自由风气，各行各业独具特色的行会组织，为大学提供了组织管理的借鉴样本。这些都使大学的形成成为可能。最好的佐证就是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恰好是中世纪欧洲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和城市经济繁荣的地方。 3.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政治因素
了解欧洲中世纪大学形成的政治背景，既要从宏观上了解教权与王权的斗争，还要从微观上清楚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冲突。中世纪除了查理大帝时期的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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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和神圣罗马帝国在形式上统一之外，其他期间都是小国众多，领主之间的战乱不断，矛盾众多。大学便可以从二者之间的政治“真空”地带破土而出。
“世俗政权与教皇之间的斗争，使大学在这种二元政治中有了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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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与世俗权有为了争夺社会政治统治权和社会财富而进行斗争的一面，也有
利益一致、相互支持的一面。二者之间的相互操纵和斗争纵横于整个欧洲中世纪。从某种层面上分析，世俗王权和教权的斗争形成的封建势力之间的对立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大学从政治“真空”地带冲破阻碍，并得到来之不易的生存空间。此外，由于这场争斗持续了几个世纪，大学可以巧妙地利用周旋而获取保护本身存在与发展意义重要的自治权，这样才使得这类自发形成的高等学府得到稳固、发展并延续下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11世纪中期之后的教权与王权的争斗则是中世纪欧洲大学诞生及其发展的直接政治动力。从教权与俗权的关系来分析，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教权依附于俗权阶段（5——9世纪）”[12]；“二是教权与俗权相峙阶段（9——12世纪）”[13]；“三是教权超越俗权阶段（13世纪）”。[14]在中世纪前期，欧洲社会的文化重建及基督教统治力尚且微弱，两者主要是彼此利用。在11——13世纪时期，克吕尼派的改革增强了基督教会的经济实力，也提高了其在世俗社会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由于城市的兴起于发展导致了欧洲世俗封建势力处于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世俗君主面对这一格局也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加以应对。这样欧洲的世俗王权与罗马的教皇之间权力的争夺就在所难免了。“教皇频繁地更换995年至1057年间任职的25位教皇中，有12位是由皇帝直接指定选出的，13位是由罗马贵族推举的，其中有5位被德皇废黜的。”[15]可见，当时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这场斗争延续到14世纪教皇势力的衰退才宣布结束。在此期间，欧洲许多君主都卷入到这场纷争当中，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以及英国国王约翰等。在教皇这一边的代表就有英诺森三世、博尼菲斯八世等。这些都表明世俗王权和教会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他们的支持，为他们争夺利益作一定的合理解释。
4.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文化因素
公元8世纪，查理曼大帝在他广博的辖区里经行了教育改革，这对于处于黑暗蒙昧的欧洲来说是一次文化的复兴与洗礼，这对大学的诞生奠定了一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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