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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加洛林王朝教育体系的核心是宫廷学校，但即使这个建立于宫廷学校的首要目的似乎就是为法兰克王朝培养未来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而加洛林王朝教育改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则是规定帝国辖区内所有的修道院和主教堂都要建立自己的学校以教育培养年轻的教士”，[16]这对于欧洲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复兴，随后欧洲大学很多都是从主教堂和修道院当中衍生出来，所以一开始带有浓厚的封建教会性质，“当中世纪的历史进行到智识激情开始泛起的时代，也正是主教堂学校通过独特的宗教渠道热烈地传播了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理智，并最终成为大学的滥觞之处”。[17]
“众所周知，紧接着蛮族人攻克欧洲大陆之后的一段历史，堪称欧洲思想史最黑暗的时代。无论我们如何批判教会神学的兴起怎样使得7世纪刚刚在黑暗时代燃起的理智曙光迅速地幻灭，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中世纪残存的许多罗马世界的文化遗产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关系才得以保存下来。事实上，基督教神学家对世俗文化的敌视很大程度只不过是神学势力与当时的王权政治、世俗社会相互缠斗的一个映像。”[18]的确，古罗马的文化典籍对大学的产生起着文化的催生作用。在法学的复兴过程中，拉丁语的传统教育使得罗马法得到人们的认识和利用，因此让罗马法在解决城市的商业纠纷和贸易斗争的中有着很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便出现了法学的复兴运动。语言的学习是研习古罗马文化的基础，因此很多城市便开始开设学校来教授拉丁语，给后来的文化翻译运动奠定了语言基础。
然而古罗马文化翻译运动与东方先进文化的引进却给大学的形成带来新的知识基础。中世纪西欧文明的知识源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阿拉伯文化对其世界的浸润。进入到中世纪之后，除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残留一些古典文化，在其他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大陆，古希腊罗马文化早已被付之一炬，同样，拉丁文化遗产也仅存罗马法这一独苗，而在希腊语系的东方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历史却并没有让其退出舞台，它仍然存有一丝微光，在西亚的耶路撒冷、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开罗、意大利的西西里、西班牙等地，却延续着古典文明的血脉。这些原属于古罗马帝国境内，在公元7世纪之后接踵而至地成为阿拉伯人统治的区域，因为征服者在其区域实行包容和开放的统治政策，使得古典文化有了生存空间，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东方伊斯兰文化交流中心，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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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阿拉伯文化、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这三个灿烂的文明。东西文化的交流与推广主要是在地中海西部地区进行的，主要的和大量的文化交流在9至13世纪演变成了拉丁文的翻译运动。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最先推行这一文化运动，“在这些地方，有不少著作从阿拉伯语和希腊语翻译过来，这是因为这些地方与君士坦丁堡有外交商务的关系，而且居住有一些阿拉伯人和希腊人的缘故”。[19]在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西西里诺曼底王国，腓特烈二世对犹太文化、古希腊文化与伊斯兰文化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政策。再加上腓特烈二世本人掌握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他这几类文化十分热爱，便在国内推广开来。他将伊斯兰和犹太教的学者带到宫廷，给他们筹以巨额工资，要求他们把各类著名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拉丁文，这其中著名的有“迈克尔·司各特翻译的西班牙穆斯林阿威罗伊的哲学著作、关于托勒密天文学的评注性著作《球面几何》和亚里士多德的译本；他还在一定程度内给予王国内的各类教徒信仰的自由，使各类宗教崇拜能相安无事，并形成了学术自由的风气，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景象，对高等学术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最主要的翻译运动则是在西班牙，特别是在托莱多进行的。西班牙的阿拉伯人被认为是西欧新学问的主要来源，托莱多的学者不仅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由阿拉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而且还出版了许多伟大的，穆斯林和犹太学者的著名译本。”[20]
除了翻译运动以外，十字军东征也给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十字军东征自1096—1291年，先后历经8次，历时近两百年。十字军东征不仅使西方人亲眼目睹了拜占庭的富裕与繁华，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由拜占庭和阿拉伯人保留的古代希腊文化又重新回到了欧洲，并且还为西方带来了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 “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由于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识和经验而活跃起来。”[21]毋庸置疑的，十字军东征的确促进了12世纪的文化复兴。中世纪的欧洲历史是由一系列复兴组成的，正是基于这一些连绵不绝的教育与思想的复兴，那些残存在僻静的修道院和主教堂点点古典文化的星星之火，才得以燎原，增强了自身力量，闪烁出了耀眼的光芒，然后“不再散居各处，彼此隔绝，而是逐渐走到一起，抱成一团，而这种集中的结果便是相互的支撑，最终他们成为了学院和大学，成为强大的光明中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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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大学在宗教、经济、政治及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在欧洲大陆上诞生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此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三所著名的大学即萨莱诺医学院、神学为主的巴黎大学、法学为主的博洛尼亚大学，随后成为其它院校相互模仿学习的母型学校，之后又逐渐成为了当时欧洲的学术研究中心和权威，成为了新思想的发源地和古典文化的复兴中心。
二、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嬗变
在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时，受到基督教教会的桎梏，一开始发展时便受其影响，一时难以摆脱其控制。随着大学的发展，文化复兴与思想激辩，促使欧洲青年们开始重新认识文化典籍的意义和理解基督教和世界，人们开始独立思考自我，萌发出了人文主义思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教皇与世俗君主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相互之间的斗争也显得十分尖锐，可是争夺的形式与结果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地区有着一定的表现。比如在英国和法国，世俗王权权力较大且发展迅速，所以教皇的权力会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制约；而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等国家，则恰好相反。大学的学者们很快地利用这一争斗，他们有时候投靠教会，有时则利用王权，在二者之间相互博弈，为给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特殊权利，也争取到了更大的独立空间，这样使得大学的独立精神有了生存延续的土壤。
“在教俗之间的斗争过程中，双方都需要为自己辩护，更重要的是争论的双方都分别以罗马法与教会法来证明自己的权利以及合法性。教俗双方都需要拥有渊博的法学知识和神学知识来作为支持论点的理论基础，这样便需要学者们的支持，但法学与神学仅是在某些新兴的大学中才是发展较为充分的，故此教俗首脑都急于得到这些大学学者们的支持。巴黎大学一度成为教皇的主要支柱，教皇洪诺留斯三世更是不允许在巴黎大学教授法学，以免影响到神学的教育发展。博洛尼亚大学则成为了民法研究的中心，主要为皇帝的权利辩护。为此，教俗双方的首脑给予了大学大量的特权，客观上保证了大学的存在和发展。另外，教俗之争的结果在客观上造成了中世纪后期文化教育开始世俗化的局面。在教权与俗权的论战中，教会法和罗马法的大量使用有助于保护弱者，同时也有利于尊重法律的风俗的形成。无论是教会法还是罗马法，这都是与欧洲的市民社会紧密联系的。因此，教俗首脑的论战也促进了新兴的市民阶级对法律以及其他知识的渴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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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修道院学校的衰落，大主教学校日益重要起来。从修道院学校转向教会学校也标志着文化开始世俗化，教会的教育不再只是为了服务上帝，教学成了人的社会活动之一”。[23]教皇与世俗王权之间的斗争，让大学得到相对独立空间，这样有利于他们发展学术，激辩思想，更加容易培养出自由理性的思想家，为后来的12世纪的文艺复兴奠定一定的条件与可能。
12世纪以巴黎和意大利巴伦那为中心掀起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它是“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又一次基督教文艺复兴运动。中世纪欧洲由此开始了解到了古典文化的面貌，这遗留在黑暗时代的火苗重新被点燃，迸发出巨大的火焰，让人们重新研习这些伟大有灿烂的古文明。哲学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著作，数学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科学上，托勒密的天文学，医学上，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典籍，这些著作又再次出现在世人的眼前。此外，一些阿拉伯文化的杰出成就，例如阿伟森纳的医学和哲学精品、阿威罗伊的哲学名作，与数学、化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一同引进到中世纪的欧洲。随后因为大量的翻译运动，尤其是12世纪的古典翻译运动，它在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过程当中，使得原本死气沉沉的西欧得以重新活跃起来，萌生出了欧洲现代学术，为12世纪以后中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世界，从而为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知识基础。特别是在1200年至1225年期间，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被世人发现后被立即翻译成了拉丁文，掀起了这场举世瞩目的文化传播复苏的翻译运动的高潮。到13世纪时期，这场文化运动推行得更加深入与普遍。各类学者教师对亚里士多德学术思想的研究和吸收遍及整个13世纪，而他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思想和辩证法理论以及他相关的科学论断等成为了中世纪欧洲大学的标准教材和指定教学内容。对于当时整个欧洲来说，这场文化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革新，除了原来的“七艺”知识得到巩固之外，新的高等学科——神学、法学和医学也争先在欧洲大学里设置，内容也不断得以充实。“随着古希腊学术著作被重新发现，中世纪大学从13世纪初开始，完全投入新的哲学和科学知识的怀抱，大学课程大幅增加。”[24]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学者的视角也不再仅局限于西欧，而是变得更加开阔了，能够以更加理性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因而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为大学奠定了文化知识基础，为大学的理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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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学的复兴与发展
就意大利的学校而言，一开始的教育内容与整个欧洲基本相同，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会控制了整个欧洲，垄断整个教育，规定教育内容由自由七艺构成，分成比较基础的“三科”和较为高阶的“四学”，所谓“三科”分别是辩证、修辞与文法，“四学”则是算术、几何、音乐以及天文。那时候这七门学科所涵盖的知识内容在整个欧洲已经大致无二了，所有学校必须遵守，教授这些课程内容。由于各地区侧重点不同，以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影响，这些教育内容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开始发生了转变。“意大利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封建君主国家，教会势力在这里只是具有一定的调和作用。因此，相比之下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环境比较温和，并且传承自古罗马的市政制度也还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各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许多意大利的城市都初步形成了一种自由宽松、充满活力的市政生活。正是由于特定的政治氛围，才使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11世纪新知识运动刚刚来临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世俗色彩”。[25]博洛尼亚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以及后来城市兴起以及古罗马传统的保留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开始成为了文化复兴的阵地，担任起了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不再简单以中世纪传统教育内容作为教学内容，而且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
随着城市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顺应当时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因为城市经济发展迅猛，由此商业贸易较为频繁，而博洛尼亚取得了城市自治权，在11世纪便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来往的商旅不断，经济十分发达。但由于经济的发展却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因商业贸易的增多，随之就产生了许多贸易纠纷，诉讼案件不断增加。如果按照原始又落后的习惯法来判决贸易纠纷，却难以解决复杂的社会关系，矛盾冲突无法避免，很显然原始的习惯法已不能适应于新经济和政治环境的诉求。这时对罗马法的需求重新出现，便有了重新对罗马法的研究和学习。再加上世俗君主的权力不断上升，新兴市民阶层力量逐渐增强，同教会独裁统治的斗争渐渐愈演愈烈，为此他们需要竭力找寻理论上的支持，为其争取利益。于是，“在意大利城市的商业和政治社会中也出现了对丰硕知识的需求，对管理社会生活的应用科学的需求，严格地来说，即是对‘文明’的需求。人们通过重新恢复研究长期被忽略但从未被遗忘的罗马法学的史学材料，使这种对知识的需求得到满足”。[26]一些青年和学者开始重新认识罗马法的热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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