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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沉睡之后，欧洲理性思维复苏的第一个标识便是图尔的贝朗瑞首先对‘圣体转化说’这个最流行的迷信所提出的攻讦。此时以兰佛朗科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神学家们也试图对这个理论进行更准确的定义。贝朗瑞的发难建立于唯名论的基础之上，而此时兰佛朗科正在决意对传统权威进行辩护”，[43]于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围绕着这一哲学问题的讨论，随后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一场思想史上的伟大运动，而中世纪欧洲大学成为了这场运动的载体。两派的思想家们纷纷去往学校，找寻自己思想的支持者，并宣扬自己学派的观点。由此激励了青年学生们学术热情，培养了他们的学术思考能力。
但很显然，唯实论成为了神学家们的心头所好。“究其原因，不外乎因为其可以使得神学家们披着必要的哲学外衣对自己心仪的宗教教义进行辩护”。[44]所以，唯实论者受到教会统治者的支持，他们倾向于维护权威，抵制理性。但唯名论者则相反，他们提倡理性，他们的理论实质承认的是“本能对教义的拒绝是正确的事情”。[45]这一思想一经提出，的确受到了众多人员的追捧，但毫无疑问，它难以摆脱被判为异端学说的命运。但历经司格托、埃里金纳、罗瑟琳等人的努力与发展，淬炼出了纯粹的、不惨任何杂质的、广为流传的唯名论思想，它撼动了教会当局蛊惑人心的权威信条和思维方式，同时也开启了中世纪的思辨运动时代，到阿伯拉尔手中时，唯名论最终确立了最为全面最为精彩的表达方式，逐渐代替了黑暗时代传统的神学思想以及怯懦的辩证法理论。
在两派当中，集思想之大成者为后来的阿伯拉尔。他形成了自己思想之后，便前往巴黎大学教授神学，并宣传他的辩证思想。同时，他是唯名论派的著名思想家，他在为学生写的教材《是与非》中提出了有关于基督教义的一些质疑，例如“人类的信仰是否应根据理智？”“上帝是不是唯一的？”“基督的血肉是否真在祭坛的圣餐中？”等等，以此来鼓励学生们勇于探讨真理，激发他们善于思辨，独立思考。“当阿伯拉尔这样引导学生走向神学时，如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碰上了一种真正的需要：对信仰奥妙做出解说，而且他以一些经常是有独创性的观点做出了这种解释，这些观点力求合理。阿伯拉尔在很多方面是个人文主义者，他以牺牲救赎为代价来强调道成肉身和基督上十字架的师范作用；他不看重原罪概念，认为它是一种惩罚，而不是污点；他认为恩典是一种帮助，而非能力的赋予。他反对一切墨守法规的解释，像那种认为基督的死或血是免除魔鬼声称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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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具有权利的观点”。[46]这无疑让我得知阿伯拉尔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他给青年学生带来的是一种新的理解基督教的含义，这却成为了基督教教会发展的障碍，打击封建教会的力量。这一大争论促进了欧洲青年学生的思想解放，促使他们独立思考，重新认识世界与自我。阿伯拉尔的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超前的，当然也是反基督教教会的，自然受到了教会的迫害，但他并未就此停歇过他的思考，并用尽一生来弘扬他的辩证法思想。而且他也培养出了一些杰出的弟子，如彼得，他将阿伯拉尔的思想传承了下去，且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开始对基督教的新思考，新认识。“阿伯拉尔对于同代学者的魅力，并不仅仅体现在造就出几个头脑清醒的逻辑学者，更为难得的是，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才涌现出了一批用于开拓并且具有独立精神的伦理学家，以及一批无所畏惧的神学家”。[47]他们敢于同传统作出自己的挑战，不畏惧，不妥协，这对他们的学生来说，即是一种鼓励和榜样，但更是一种思想的传承，并坚信自己的弟子会一直传承他们的思想。这处于蒙昧黑暗的欧洲来说，一道曙光点亮了他们的世界，使他们不再沉寂。“作为一位基督教思想者，他始终立足于最核心的研究领域；而作为时代的引领者，他在宗教虔诚的同时亦作为独立的宗教知识研究者，最为彻底地遵循了学术自由原则和无限追求真理的信念”。[48]他作为一名学者，对学术研究是严谨自由的，他这种精神影响着后期发展的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更是后来自然科学家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准则——自由，没有束缚，追求无限真理的欲望。他除了研究宗教知识以外，还提倡人们重拾古典文学，这些都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都说明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教师，影响的不仅是经院哲学、教育原则等，更重要的是对中世纪知识分子以启迪，带给他们的是新的曙光，新的希望。
“阿伯拉尔之后的12世纪中叶成为了法国学校史上最特别的时刻，如此众多的名师以及如此宽广的教学范围纷纷出现在这个光辉灿烂的时刻，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堪称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49]他拜阿伯拉尔为导师，很快他便继承了阿伯拉尔的学术思想，之后由于阿伯拉尔遭到基督教保守派的陷害，他不得不离开巴黎，随后，他离开欧洲前往英国向“文法学家”威廉学习文法。他提倡“讲座首先就这些经典文献中的某些章节的语法、韵节以及语义等结构分析提出相关的问题，同时还要关注这些章节所体现出来的‘文法形态’或者‘演说比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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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工作完成之后，讲授者便引导大家去注意作者在文本中所应用的‘丰富变幻的表达方式’，并揭示‘此处或彼处所呈现出来的不同风格的措辞形式’”。[50]虽然习作的形式都有指定的经典模式，学生所做的也只是亦步亦趋，但至此，蒙昧而无知的时代已经远离，这种严肃认真的学习风气在人群中复发。在12世纪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推动了人们更加理性的思考，他就是罗杰·培根。他的观点认为人类认识的道路“是从感官知识到理性”，“没有经验就不能充分认识任何事物”。他严厉地反对对权威的盲目信服，也坚决斥责经院哲学家的墨守成规、不学无术与较为烦琐的论证，他认为这是理解真理的四大障碍。在宗教神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这些思想可以表现出他勇敢搏斗的精神。对于“共相”问题的激辩，他个人认为个别事物是客观的，自身存在着的，并不是从共相(一般)中变化出来的。他说，自然界只产生个别的马，而不是产生一般的马；宇宙是由千差万别的个别事物构成，而不是由一般构成的。他还认为，一般也是客观地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它使一类事物区别于他类事物。可见，培根既反对唯心主义的唯实论，又不同于唯名论，而是尝试越出经院哲学讨论的范畴，探索新的解决之道。而培根也十分重视实验科学，声称只有实验科学才可以解开自然之谜。他对天文、光学、数学、地理及语言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知识，并亲自进行了许多实验与观察，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论述和大胆的猜想，比如对各种球面镜的焦距、性质的论述和飞行机器、机动航海船、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的设想等等，这些都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宗教神学的统治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唯实论与唯名论之间的“共相”问题的争论，不仅仅在于唯名论者对教会权威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了理性主义思想和科学思考的态度，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思想的精神来源，对后世的影响深远重大。
正因以上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嬗变，使得中世纪欧洲大学逐渐摆脱基督教教会的控制与束缚，独立发展学术，精神开始变得自由。这对后期中世纪世俗化局面的出现有着重大的影响。
三、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历史意义
在中世纪欧洲大学出现之前, 历史上还没出现过规模如此纷繁复杂的学术机构和团体。通过对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分析与描述, 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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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诞生的原因、背景与早期生存环境以及发展状况。而大学产生以后对中世纪的欧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的影响则是十分久远的。 1. 大学打破教会的教育垄断格局
中世纪早期受过教育或者仅仅是能认字的人都只是少数, 当时教育水平还较为低下。但随后大学的产生推动了知识的传播和教育的世俗化, 促使西欧社会的学术生活与中世纪教育的传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促进学术生活的体制变革
大学组织依靠行会模式来实施的学术体制改变, 从三个方面推动了教学和研究的发展、促进了学术生活的发展变化。
其一, 学术功能的成型。它以大学的建制化改变为根本,而大学组织的学术功能逐渐得到了教会、国家以及市场不同程度的承认, 大学逐渐变成了极大部分分世俗知识、少部分宗教知识的储存之所, 大学图书馆在出版社出现之前一直都是知识有效贮存的地方, 大学行会也逐步成为了牧师、律师、医生等各种专业教育培养的摇篮。
其二, 学术规范的构建。从事讲授、研究等学术劳动的知识分子依托大学组织逐渐形成了空间上相对不变、意识上相对一致、身份上基本一样的学者团体, 逐渐萌芽发育其共同的专业价值、专业意识和专业标准。
其三, 学术权力的辐射。随着学者团体的专业意识与学术活动的内在逻辑的日趋成熟, 教会和当局、教权和王权甚至市场逻辑都对它表示出了愈来愈浓厚的兴趣, 虽然对大学的控制与束缚一直存在, 但相信和尊重却也与日俱增。大学组织和学者团体也恰好利用这个有利机会, 努力争取并获得了许多的学术权力, 乃至还得到了不少的社会特权, 大学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大学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 作为政治力量的大学组织已经成型。 3.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对后世影响深远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两个互有联系又有一些区分的概念。大学自治是指机构自身不受到来自外来影响而具备的自我管理的权力，学术自由主要指大学里的教师具有教学讲授和研究的自由，学生有自由选择知识学习的权力。总的来说, 这两个概念都是中世纪欧洲大学的产物, 也是近现代大学一直勇于执着追求的理想目标。英国学者科班说:“学术自由思想的提出以及永久的警戒保护它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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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可能是中世纪大学史上最宝贵的特征之一”。
“中世纪大学在教学内容、学生入学条件和招生标准以及教师的职责和权利等方面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权。也就是说, 这种自治权主要是针对于大学内部的结构与组织而言的。当初, 教师和学生的行会, 就像工匠和手艺人的商业行会一样, 知识和学术标准完全是他们自行制定的, 而这些标准逐渐得到社会的承认”,[51] 这些都现代大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 4. 创新精神是大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自治权与自由权利不是自动获得, 而是经过长期地复杂斗争得来的。纵观历史我们得知,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自主权常常易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 当时因为学者社团影响力较小时, 它们便拟定自己的行规, 为庇佑自己的利益而统一行动, 团结一致, 强大自身力量, 抵抗外界的压制; 当社团规模的扩大, 成员数目得到增多和质量得以提高,这会引起社会其他势力特别是教会的注意甚至会感到不安时,教会为实施知识文化的垄断，不惜采取笼络、恐吓、 压制等手段, 肆意对大学施加压力, 妄图将其收罗到自己门下。而王权和地方政权看到大学既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威胁, 也可以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利益时,仍然还会与教会竭力争夺对大学的控制权。但大学却利用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 在二者的夹缝中求得生存,最终为自己获取到了开展学术活动所必需的权利。另外, 大学把世俗科学引进学校, 这对基督教神学的教育是一大改变。 5.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开放性和国际性
中世纪欧洲大学具备十分鲜明的开放性和国际性, 它们以拉丁文为通用语言, 相互之间存有相应的思想、学术和情感交流,也并不局限于于一门一派, 却是形成一种彼此促进的学者联盟。中世纪欧洲大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学术之间的普遍交流。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基本上都带有国际性质, 教师和学生遍及欧洲各个国家, 他们所携带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知识得到了极大的相互交流, 推动了国际间的文化传播。当时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会选择周游各国的大学进行讲学, 把所学到的知识传播到欧洲各地。这类模式扩展了国际间的学术合作和教学人员的往来, 使不同的思想和见解可以得到展现, 大学这种国际化的风尚为近代直至现代的大学所寻求与倡导。在如今, 随着国际间的往来日趋紧密, 大学间的交流也日渐增多, 一部分学校还互派教师和留学生。这样不仅扩大了国际间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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