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表征，它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过程。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深入分析是把握城市发展实质的基础，也是指导城市总体规划与建设的重要依据之一。
以往的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的城市空间结构分析基本上是建立在城市发展历史基础、城市建设用地评价与发展方向选择、以及城市功能区布局等的理论框架之上，在一定程度满足了传统背景下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然而随着全球化及产业结构重构与转移，我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城市社会极化现象出现，居民人居环境质量要求提高，传统的城市总体规划理念和方法需要变革和创新，为快速发展中的城市提供更科学、更具弹性的空间结构，从而引导城市有机增长。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以南昌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专题为基础，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与调查研究，试图就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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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制度与理念深受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影响，城市规划不仅过去一直是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延伸与落实，而且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背景下，城市规划的许多内容与研究方法仍然深深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城市总体规划注重均衡发展和缩小城乡差别长期制约和影响了城市空间布局的诸多方面，城市空间结构同时也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1985年中国城市开始经济体制变革，尤其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对城市空间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顾朝林等，1999），突出体现在城市发展动力、空间特征、建设速度、区位选择等多个方面（王颖，2002；董昕，2001）。城市总体规划中关于空间结构的研究也较早地进行了创新与改革。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念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加入WTO和城市化地域的快速增长，影响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内部条件、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为了应对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新的挑战，总结过去20年来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结构研究的优秀成果，进一步拓展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研究，建立适应新时期发展要求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新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城市空间发展的新背景
1、全球化及产业结构重构与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速，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分工和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系统与全球金融和全球市场相连接，制造业发生全球性转移，导致了全球性生产和全球市场的扩展，全球资本流动加快。外来投资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跨国公司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生产性服务业（财政、法律、咨询、会计和广告公司）增长迅速，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相继产生（顾朝林，2002）；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组给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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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可多得的机遇。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虽然90年代末东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目前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已逐渐恢复了良好的增长势头。特别是中国，虽受金融危机的波及经济发展速度有短期波动，但仍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最快、潜力最大、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2、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WTO的宗旨是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生产的跨国一体化，WTO规则正在取代国家的规则。为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变化格局，我国必然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步伐。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总体规划理念和方法也需要相映的变革和创新。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建设是建立在单位制的基础上的，城市空间结构基本是由一个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封闭单位按不同方式排列组合而成（武进，1990）。这种空间割据式的城市空间结构给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利（杨贤智，1987），概括起来，主要有：（1）城市用地规模急剧扩大，土地利用率极低；（2）忽视城市旧城区的改造；（3）破坏城市的环境和生态平衡等等。
1985年以来的城市改革，首先实施城市土地的有偿使用，通过土地价格机制来控制城市土地使用的严重浪费。其后，引入城市土地市场机制，调控城市土地开发方向与数量，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再就是城市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城市居住空间布局、居住区规划、住宅设计、居民意愿和区位偏好等，都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进一步向市场经济接轨，西方市场制度国家城市空间结构特征将逐步在中国城市中有所体现。诸如在自由土地市场经济的理想竞争状态下，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模式可以用一组地租竞价曲线加以表示（Knox，1982，唐子来，1997）（图1-1）。Alonso（1960）运用地租竞价曲线对城市内部居住空间进行解析后得出：居住空间的分异主要表现为高收入家庭居住在城市边缘，而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城市中心。在工业区位方面，西方学者对企业最佳区位的考虑不仅涉及成本要素，还包括收益要素，形成了总成本曲面和总收益曲面构成的利润空间界面（the spatial margin to profitability），认为企业可以赢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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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范围不只限于最大利润的某一区位（唐子来，1997）（图1-2）。对城市中公共设施的选址，最大利润原则就被最大福利原则取代。
图1-1 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分布模式 图1-2 利润空间界面
（资料来源：唐子来，《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城市规划汇刊，1997年第6期）
3、城市社会极化现象出现
1980年代，我国学者许学强（1989）和薛凤旋（1995）等曾对广州和北京的社会区分析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他们的研究来看，社会主义的城市也存在社会极化现象，但其影响因素既不是种族隔离，也不是经济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历史因素和当时的土地功能及住房分配制度，而且这种社会区不是自发形成的，往往规划决策起决定性作用。
近十多年来，中国处在社会和经济制度转型期，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居民的家庭收入也开始分层，职业构成（高薪、低薪、失业、下岗等）也发生很大变化，与之相适应，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阶层的人口，开始有规律地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位，其中包括城市贫困人口逐渐聚集在城市的某些特定区域”，城市社会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
4、居民人居环境质量要求提高
1986年的温哥华联合国环境会议隆重提出重视全球人居环境的问题，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有关人居环境的八方面内容，全球学术界理论界对人居环境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作为一个不断膨胀的人类聚居环境，其发展演变所带来的尖锐复杂的人居问题也正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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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向频，1995）。如何实现土地利用和经营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建设与自然生态的有机协调，已成为未来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结构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
（二）论文框架
本文在对当前城市总体规划中空间结构研究进行总结、评价的基础上，以南昌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空间结构研究为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讨了新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新框架。
首先是问题的提出。计划经济体制长期影响了以往我国城市规划的许多内容与研究方法。然而，随着全球化及产业结构重构和转移，中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城市社会极化现象出现，居民人居环境要求的提高，城市发展的内部部条件、外部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当前城市总体规划中空间结构研究进行新的探索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
其次是对相关研究的综述。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模式进行综合评价，奠定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三是对已有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进行归纳与评价。提出目前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历史演变过程研究、空间结构比较研究、城市发展方向研究。
第四是在上述研究的背景与理论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城市历史演变规律分析；城市生态格局分析；城市社会与文化空间分析；城市——区域结构分析。
第五是以南昌城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南昌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演变规律，以及形成这一演变特征的影响因素分析；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城市生态格局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城市生态格局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在南昌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社会空间结构对南昌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作用；从区域角度构建以南昌市区为中心的都市区结构模式，并对南昌都市区的规模、空间结构发展做了相应研究；在上述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南昌城市空间的结构进行了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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