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在今后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对城市空间结构自然生态格局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生态格局现状分析
与当前对城市自然背景现状分析不同，景观生态学角度的自然背景现状分析将其描述为基质、斑块、廊道三种要素。根据景观生态学基本理论，基质即是城市所处的周边环境，斑块则是基质环境中的块状异质景观，廊道简单地说就是指不同于两侧基质的狭长地带。对城市生态背景要素的分析是城市自然生态格局保护与设置的基础。
2、生态格局保护与设置
保护是指要对城市基质环境和自然斑块进行有效保护，防止人为的破坏和建设用地的占领，实现城市与周边自然的融合和物种的多样性。设置是指对城市中零乱、破碎的自然斑块和生态绿地进行有机整合，以构建完整的、系统的城市自然生态格局。这也是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结构研究中对自然背景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3、生态格局对空间结构的影响
景观生态学角度的城市自然生态格局研究，不仅对城市自然背景要素的现状特征进行了分析，还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自然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之间的整合研究，将能够有效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保护城市内部和周边自然的融合，进而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布局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
（三）社会与文化空间分析
早在20世纪中叶，国外学者就开始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而对城市文化空间结构的研究自城市建设开始就已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在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结构研究中对这两方面的分析几乎还处于空白，对城市物质空间的研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研究的重点聚焦在城市用地发展方向的确定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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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部功能区的组织上。
近十多年来，中国处在社会和经济制度转型期，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加快，随着居民家庭收入、职业构成、受教育程度等差距的拉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在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结构研究中加强对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结构的研究已迫在眉睫。
1、社会空间研究
城市社会空间主要是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和人类生态学共同的研究传统。城市贫困空间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的一部分，也一直得到地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重视。
20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派最早以社会生态学方法对城市贫困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后来，伯吉斯提出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Zone Model），用生态学观点来解释下层阶级居住空间（Burgess, 1925）。霍伊特（Hoyt, 1939）通过对住宅租金的研究，发现美国城市低级住宅区不完全呈同心圆状分布，随着高收入阶层的外迁，低收入阶层也可能搬入被弃置的原高级住宅区，形成扇形模式（Sectoral Model）。美国地理学家哈里斯和乌尔曼（Harris and Ullman，1945）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核心模式（Multiple Nuclei Model），即：城市具有两个以上的市中心，城市低级住宅区可能围绕中心商业区，重工业区等多核心分布。然而，这些模式也并不适用所有西方国家（Badcock, 1984）。
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马克思主义结构学派抨击新古典主义的城市空间结构分析方法，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分析城市空间发展规律。人文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也随之用“场所”代替传统的“空间”概念，将人们创造的社会文化价值和人们对城市空间环境的体验和需求引入到了空间概念之中，这也标志着城市空间研究从物质形态向社会主体人的转变（Lynch, 1960）。随着社会民主化和市民化进程的演进，城市空间的社会化愈益明显，公共空间成为城市规划者和城市研究关注的焦点，开始研究城市空间环境的“路径依赖”（Lofland, 1985）。马丘比丘宪章（1977）也提出将空间规划、社会规划和经济规划结合为一体的设想。后来，舒尔茨·罗伯（Rob Shields）的“空间化实践(the practice of spatialization)” 及其边界、门户、重心和分化四大策略（Shields, 1991），曼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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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尔（Manuel Castells）的流动空间定义（Castells，夏铸九、王志弘等译，2001，）都对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最近，米歇尔又将空间、场所和信息城市的发展连接起来（Mitchell, 1997）。总之，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理论和学派如雨后春笋，不一而足。概括起来，主要有生态学派、新韦伯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古典主义学派、空间分析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行为学派和人文主义方法等（顾朝林，2002）。
国内关于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起步较晚（顾朝林等，1998），王均等在1999年对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城市社会空间进行了研究（王均等，1999），吴文涛（2000）也从人口分布的角度对近代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特征进行研究。王兴中（2000）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一书结合西安实证进行研究。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主要可以从研究范围界定、研究方法确定、研究指标选择、研究规律总结等几方面展开。并由此分析其布局和分异特征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的重要影响作用。
2、文化空间研究
城市，作为人类文化科学技术历史淀积的物化物，承载着人类文化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在未来的城市总体规划研究中加强对城市文化空间结构的关注将成为必然。
从建城伊始，城市空间格局的发展演变就受到了传统文化思想的强烈冲击。古希腊建筑师希波丹姆（Hippodamus）总结当前城市布局的经验，提出以大广场为中心，将城市划分为神殿区、住宅区、公共建筑区的“棋盘形”城市空间结构模式，表达的是一种城市居民平等性的文化精神。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vius）在《建筑十书》中提出的以广场为中心，以放射环形系统组织城市路网，构建八角形城市平面图形的“理想城市”空间结构模式，表达的则是一种建立精神中心、体现等级秩序的文化精神（图4-1）。而在后期美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布局中，虽然仍沿用古罗马的方格网结构，但城市中心广场的消失、城市街区没有限制的向外延伸，表达的则是一种否认差异、崇尚公平竞争，体现独立性与自由性的文化精神（王农，1999）（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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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维特鲁威理想城方案
图4-2 Savannah城空间结构发展演变
（资料来源：王农，《城市形态与城市文化初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传统文化精神对我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城市空间布局效仿天象，表达的是“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陈宏等，1995）（图4-3）；“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帝”的古代方格网城市空间结构，表达的是严格宗法等级制度和王权政治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精神；在城市建筑布置上要求各按其位，长度、序列不得逾越，街道、胡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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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形式整齐划一、尊卑贵贱有序，表达的则是 “中正无邪”的礼乐文化精神（王农，1999）（图4-4）。
图4-3 汉长安“斗城”形状（效大、小熊星座） 图4-4 《考工记》中的王城图
（资料来源：陈宏，刘沛林，风水的空间模式对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影响，城市规划，1995年第4期；王农，《城市形态与城市文化初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全球化不仅表现为经济、技术、政治的全球化，还包括文化的全球化。商品、资本和信息的全球化，使得种族、语言和宗教表现出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特征（顾朝林，2002）。在城市文化揉合国际与传统的新背景下，城市必须对固有的空间结构进行相应调整，为城市的文化发展提供更为弹性和适当的空间。对凝聚传统文化的建筑、街区、园林、市井生活等应保护其原有的城市空间和家居模式；对符合全球化趋势，表达开放性和竞争性的扩展型文化的建筑、生活方式应合理确定和规划其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布局。
（四）城市——区域结构分析
从单个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转向区域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研究的基本趋势之一。当代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其空间范围或影响范围都在客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的都市区（圈），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空间单元（崔功豪，2001）。世界人居中心（HS）采用ELS（Ekistic Logarithmic Scale）分类法对城市规模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关性研究结果也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城市发展的空间形态将更具区域性和整体性（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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