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承认今天的房价和债券价格由于超低利率而高于本应该的价格，那么家庭财富的增长和可能负担起的额外消费将远远大于家庭所遭受的收入损失。然而，我们怀疑在今天的环境中财富的增长是否转化成了更高的消费，鉴于美国的房价仍远低于其峰值。此外，由于紧缩的信贷标准，对于现在的家庭而言用增加的财富作抵押来借贷越来越困难了。 超低利率似乎确实推动了额外资金流入新兴市场，特别是流入其债券市场。2007年，外国投资者购买的新兴市场债券总额仅为920亿美元，而在2012年，这一金额跃升至2640亿美元。如果以及当中央银行开始逐渐减弱现行政策，那些债券多为外资所有的并且出现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新兴市场将很容易受到资本外流的影响。
资产购买是否会减少，利率是否会上升，未来都可能存在风险，或者会出现另一种情形，如果当前的货币政策持续不变且利率保持低水平。在第一种情形中，获得的收益或遭受的损失可能会逆转。例如，政府的债务利息可能会上升到20%。有传闻说一些投资者已经加大了其杠杆作用来扩大某些市场回报，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导致杠杆交易的崩溃，会对一些金融机构造成威胁。对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可能会发生逆转。债券市场的投资者不得不按照会计规则调整到市价，他们可能会面临巨额的资产减值。如果美国先于欧洲出现利率的增长，欧元区国家可能会陷入逆境，那么外国资本将会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在第二种情形中，欧洲的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将继续经历盈利能力的减弱。持续的超低利率还可能引发更高的杠杆效率，导致某些领域重新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尤其是房地产。
Passage B
老年入侵者
一代老年人即将改变全球经济
20世纪，地球上的人口曾两度翻番。本世纪人口一次也不会翻番，因为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出生率已经急剧下降。然而超过65岁的人口将在短短25年内翻倍。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像以前人口增长那么重大。但它足以重塑世界经济。
到2035年，超过11亿人口的年龄将在65岁以上，占人口总数的13%。这是出生率下降导致总人口增长放缓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意味着年轻人所占的比重相应变少了。 “老年抚养比”，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会增长得更加快速。2010年，全世界每100个年龄在25到64岁的成年人相对应有16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这一比例和1980年的几乎相同。联合国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会上升到26。
公认的观点是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大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储蓄的减少，因为老年人需要靠积蓄来维持生活；这会导致利率的上升和资产价格的下跌。一些经济学家则更加乐观，认为人们会调整适应并延长工作年限，因此针对65岁以后没人继续工作的假设而采取的养老措施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在1938年，被称为“美国凯恩斯”的阿尔文汉森就曾说到美国人口的减少将会导致公司投资积极性的减弱 — 较小的劳动力需要更少的投资 — 因此经济会持续停滞。
谁的观点正确？ 答案取决于研究人口对经济影响的三个主要渠道：劳动力规模的变化；生产率增长的变化；以及储蓄模式的变化。
一个增长缓慢却严重老龄化的人口释放出的第一个明显含义是劳动人口会越来越少，除非退休年龄有所变化。这意味着产量会更少，除非提高生产率以做补偿。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假设，如果人们的退休年龄为65岁，且生产力没有提高，在未来几年，老龄化人口可能会使部分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削减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瑞士信贷的经济学家阿姆兰罗伊认为，在2000年到2013年间，劳动力人口的萎缩致使日本GDP增长率每年平均下降0.6个百分点多一点儿，而在未来四年，每年的下降率将增长到1个百分点。德国劳动力的减少会使GDP的增长降低近0.5个百分点。有同样假设的还
有美国，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将使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减少0.7个百分点。
然而，劳动力的实际规模不仅仅取决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它还取决于还有谁在工作（目前不工作的女性，也许，或者移民）以及人们的工作年限。在20世纪末期，最后的这个因素变化不大。哈佛大学的大卫布卢姆﹑大卫坎宁和冈瑟芬克对43个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分析，发现在1965年至2005年间平均法定退休年龄上升了不到六个月。在此期间，男性的平均寿命增长了九年。
进入本世纪以来，这一趋势已经发生了逆转。65岁以上的美国人几乎有20%仍在工作，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为13%。如今近一半的60岁出头的德国人仍在工作，相比之下，十年前的仅为四分之一。
这部分上是由政策造成的。负债累累的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削减了他们的养老金承诺并且提高了退休年龄。六个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已经将法定退休年龄和平均寿命挂钩。个人金融状况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大多数国家，最强烈的变化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即将退休的人遭受了储蓄损失。脱离企业养老金计划也会让一些人延长工作年限，这一计划曾为领取者永久提供其最终薪金的一部分。
然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教育。受过更好教育的老年人更有可能延长工作年限。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加里贝特里斯认为，在美国，年龄在62岁到74岁之间的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男性高中毕业生只有32%的人仍在工作。对于那些拥有专业学位的男性而言这一数字为65% （虽然这样的男性的总人数很明显是更少的）。就女性而言，这一比例是四分之一对二分之一，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直会工作到60多岁的女性人数正在快速增长。在欧洲，各种从业人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到60多岁，虽然影响不如美国那样显著，但仍然十分惊人。年龄在60-64岁之间的受教育程度低的欧洲人只有四分之一仍在工作；拥有专业学位的有一半的人仍在工作。
这一格局并不难解释。低技能工人经常从事体力劳动，往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力不从心。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降低了，使得依靠公共养老金退休更有吸引力；对于也可能是低技能工人的失业人员而言，退休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另一方面，高技能工人往往会得到更多报酬，这会激励他们继续工作。总体而言，他们也更健康长寿，所以他们能在65岁以后继续工作和赚钱，并期待以后去享受这些额外的劳动果实。
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将会增长。60岁以上人群的总体工作率仍将低于同一人群年轻时的工作率。而且，随着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继续工作，低技能的年轻人有工作的越来越少。在欧洲，失业率最高的是接受教育最少的年轻人。在美国，劳动参与率（63%）接近三十年来的最低点，低技能人员的就业率下降得最为剧烈。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由于女性就业没有激增，也没有大规模移民的欲望，即使高技能的老年人仍在工作，劳动力似乎可能还会萎缩。
不过，如果生产率迅速增长，萎缩的劳动力不见得会抑制经济的增长。这不是多数人希望看到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果。大量的研究和痛苦的经验表明多数体能素质和许多认知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例如，三个加拿大学者基于视频游戏“星际争霸II ”进行的一项新的分析表明先天智力在24岁达到峰值。老龄化的社会可能会僵化，失去活力。提出“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的法国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索雷可能担心第一世界将变为“一个老年人的社会，住着破旧的房屋，思索着陈旧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当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的时候，其生产率增长大幅放缓；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德国的生产率变得十分低迷。
然而，日本生产率增长的放缓也可归咎于其资产泡沫的破灭，德国则归咎于其为减少失业而进行的改革；这两个国家虽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但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创新排名中表现比美国好。工人的缺乏可能会促进对节省劳动力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开发，就像日本公司开
创性地使用机器人来照顾老人。而且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弥补放缓的认知速度。在一个更加智能的机器时代，提高生产力的品质可能和纯认知活力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是和动机，人际交往能力和管理经验有关。
也许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年龄的人而言更好的教育会产生更高的生产率。由于这些原因，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能够提高生产率，可以抵消劳动力减少带来的许多影响。
如果技能和教育决定着老年人能够工作多久以及工作得多出色，他们也极大地影响着储蓄，即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渠道。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将获得总体收入中较大的份额。在美国，自2000年以来，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婴儿潮一代进入了60岁阶段，60-74岁之间的男性所占的收入比例已经从7.3%上升到了12.7%。这些收入中的一部分将负担退休后的生活，当这些人最后决定动用它；超过60岁的人所积攒的更多储蓄将用于他们80岁以后的更多花销。但是许多受过教育的老年人可能会积蓄更多的钱，多到他们去世时根本就花不完。间接证据证实了这个观点。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法国80岁老人的平均财富是50-59岁老人的134%，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差距。至少在未来几年，技能型人群的老龄化可能意味着更严重的不平等和更多的私人储蓄。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在欧洲）正在削减其养老金承诺和预算赤字，这两者都增加了国民储蓄。旨在削减未来养老金的改革意味着，不管他们的技能水平高低，接近退休的人可能会积蓄更多，政府将为每个老人花费更少。欧盟委员会的最新预测显示，2010到2020年间，欧盟的总体养老金支出将下降GDP的0.1%，然后在随后十年中增长0.6%。这并非不重要，但它远不如一些关于老龄化“负担”的令人窒息的评论那么重要。
综上所述，受过教育的老年劳动者的高储蓄和不太丰厚的养老金所产生的净效应可能会使发达国家至少在未来几年内出现意想不到的节俭程度。如果这些积蓄能够找到生产性投资的机会，那么就有可能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可是这些机会在哪里？原则上，两种可能性引人注目。一个是发达经济体的快速创新。第二个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 — 尤其是较年轻﹑较贫穷的经济体。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更多的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出进入到发达国家，而不是相反。最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外币储备；许多新兴经济体避免过于依赖外国贷款。即使情况有所改变，南亚和非洲的新兴经济体规模太小，难以吸收来自快速老龄化的国家的巨大资本流动。
发达国家尽管有很多显著的创新，特别是在计算机技术方面，但生产率的增长和投资一直有些滞后。这可能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但它也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资本货物的价格急剧下降，尤其是任何和计算机相关的；可能和制造业时代相比，今天的创新只是不再那么投资密集型。老龄化的人口本身也可能会阻碍投资。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减少的劳动力意味着经济需要更小的资本存量，即使其中一些是技能型的老年人。老龄化人口的花费方式也有所不同的。老人们购买的需要大量投资的东西变少了 — 尤其是房子 —买得更多的是服务，无论是在医疗保健或旅游方面。
人口的发展趋势将决定未来，但不会使特定结果不可避免。经济的发展将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应对新形势的方式。但这些政策上的应对措施本身和以往相比将更大程度地取决于老年人的优先需求；他们将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在民主国家他们比年轻人更有投票倾向。
大西洋两岸政府的最近预算决策似乎反映了老年人和有钱人的优先需求。英国的养老金改革放宽了人们支配其养老金的自由；财产税改革的取消使拥有房产的意大利老人免去了一项新负担；美国的预算大幅削减了对年轻人和穷人的支出，但针对富人的政府医疗和养老金支出却慷慨依旧。虽然利率很低，但没有几个富裕国家的政府表现出有任何大规模投资的兴趣。
如果没有反补贴政策作为响应，拉动投资下降并推动储蓄上升的一组力量使老龄化的影响在未来几年看起来像汉森所描述的世界：一个经济增长放缓（如果老年人不再工作，增长将更慢)﹑储蓄过度和利率极低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老龄化会加剧新技术带来的收入分配的变化：技能型的老年人挣得更多，低技能的各年龄段的人群收入锐减。教育程度低和失业的年轻人将尤其得不到好的服务，他们永远不会积累起应有的技能使自己在老年后成为生产能力强的劳动者。
Banked Cloze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熟经济体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大幅下降，1980年到2008年末的投资比投资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总计少了20万亿美元。对资本需求的大幅下降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它导致了30年来实际利率的下降，助长了全球信贷泡沫的产生。
现在的世界正处在另一轮潜在的巨大资本投资潮的起点，这一次主要是由新兴市场推动的。
我们预计到2020年，全球的投资需求可能会达到自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以及成熟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
即将到来的投资热潮将会给实际利率带来持续上涨的压力，除非全球储蓄大幅增长。在未来经济增长的多数情况下，我们对储蓄的分析表明它不会有足够的增长，使得储蓄意愿和投资意愿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
资本投资的需求和储蓄的供给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提高实际长期利率。这反过来会减少已实现投资并且可能会刺激储蓄增长，进而使两者处于平衡状态。我们不能预测利率将会增长多少，但是我们发现如果利率能回到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平均值，它们将会增加约150个基准点。随着投资者开始给这个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进行估价，实际长期利率可能会在五年内开始上升。
Cloze Test
三十年来，金融全球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随着世界经济变得更加紧密，新技术和通向新市场的机会推动着跨境资本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金融危机却使快速增长的时代戛然而止。
利用其在183个国家的专有金融资产数据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提供了一系列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报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超过四年半的时间里，经济复苏几乎没有开始，尽管一些主要股票指数有所反弹。金融资产的增长已经停滞，而跨境资本流动仍低于2007年峰值的60%以上。一些正在发生的变化意味着对泡沫年份的过量进行的一个健康校正 — 但是持续紧缩可能会损害到长期的经济增长。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处在一个拐点，报告概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情景。第一种情形会产生一个分裂对立的格局，它更加依赖于国内资本的形成。虽然这一结果可能会减少发生另一场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它可能为长期投资提供的融资太少。第二种情形期望能找到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更加可持续的方法，从而避免以前出现过的过量，但又能支持强劲的经济增长。
政策制定者接下来采取的措施将会帮助决定国家是否会转向国内或者在金融全球化的历史上一个新的和更可持续阶段即将开始。完成正在进行的全球监管改革计划将至关重要，还有就是建立更加健全的资本市场，为的借款人创建新的融资机制，以及取消那些束缚最稳定的跨境投资的限制。
无论政策的结果如何，银行和投资者将不得不在策略，组织和区域发展方面做出根本
性的改变。非金融企业可能也会发现如果全球金融体系仍然停滞不前，将很难获得世界一些地区的资本。然而，企业本身作为资本提供者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显然对于他们自己的供应链而言。如果这种发展带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这可能对跨境资本流动有一个稳定化的影响。
Translation and Summary Writing Passage
零和争论
经济学家正在重新考虑是否要推翻不该对资本征税的观点
高管们愤怒地指出美国经济疲软应归咎于公司企业所得税率。米特罗姆尼发起的运动指责巴拉克奥巴马掀起了“对资本的战争”。事实上，美国的资本税与其用于没收充公，不如说其使用含混不明。其最高企业所得税税率高达39.2%（包括州政府和当地政府所征税收），居发达国家之首，不过由于存在漏洞，大多数公司最终支付的税率为27.6%，接近于英国的实际税率27.4%，低于德国的实际税率31.6%。美国的资本收益税税率为15%，比很多国家的税率都要低。如果罗姆尼更热衷于维护资本，他和奥巴马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改革。这不像一场战争，更像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
更有趣的争执发生在经济学内部。对于一代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对于资本税的看法十分简单：税率越低越好。大多数经济学家根本不支持对资本收入征税。这种表面上的狂热植根于合理的模式，它们于20世纪70、80年代发展起来，以简单为基础，令人愉悦。税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交换。政府征税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和限制不平等，然而税收并非免费的午餐。人们和企业会做出反应 — 例如，对胡萝卜征税会减少胡萝卜的消费量 — 这些反应使得经济扭曲，并有可能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在这些模式中，不平等被看作是一个工资差异的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向劳动收入征税。向资本征税被认为会有巨额成本。资本，或者投入到新生产的储蓄，能够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和消费。如果对资本收入征税抑制了投资，其影响会长期存在于未来。因此，人们应该更愿意选择对资本收入征收零税率，即使对于没有任何资本收入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经济学家强烈呼吁削减税率，并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回应。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间，美英两国的最高资本收入税率下降了超过一半。人们仍在施压，希望税率降得更低。
不过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质疑这种盛行的观点，尤其是因为资本税率的降低似乎加剧了不平等，而不是促进了增长。在一份2008年发表的论文上，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胡安卡洛斯科内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侠雾北尾，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德克克鲁格声称对资本征税 “绝不是一个坏主意”。在他们看来，资本市场是不完美的，家庭无力保证自身能够有效应对生活中的风险。因此通过征税拿走一部分资本收益，用来提供社会保障以抵御风险是合情合理的。
其原因是资本税的增长成本被高估了。旧模式坚持认为资本供给对税收政策的变化极其敏感，需要实行零税率以防止资本长期陷入枯竭。作者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切实际的。多数的资本收入税是由为养老而积蓄的在职成年人缴纳的，即便收税他们仍然会继续储蓄。坚定不移的储蓄者保证了投资性资本的稳定供给，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据作者们估计，36%的资本收入税率是合理的。
在一份新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报告中，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在传统的观点中找到了一些漏洞。他们指出旧模式忽略了遗产的因素。在现实世界里，遗产极大地影响到收入水平，尤其是对于超级富豪来说更是如此。罗姆尼最近强调了这一观点，他鼓励学生们如有果必要可以向家长借钱。对工资和薪水征税不足以遏制不平等，因为这些税收损害了那些通过自己出众的能力和努力的工作而
获得高收入的人，反而放过了因遗产而暴富的人。托马斯皮凯蒂和赛斯同样质疑了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威胁程度。他们以资本对产量的比率为例，说明就算税率有所变动，这一比率却能长期保持令人惊讶的平稳。他们的模式发现对遗产征收的最佳税率能达到50%-60%，甚至更多。
遗产税只是政府收入中极小的一部分，在8%-9%的GDP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一个百分点，据托马斯皮凯蒂和赛斯估计，征收资本税提高了这一收入。他们说，对资本收益或企业收入进行征税，即资本税包含的另一部分，也是合理的。资本收益和劳动收入之间的界限经常模糊不清，这就意味着在相对税率上存在很大差距，容易滋生漏税行为。当工资税高资本税低时，公司就会将报酬从薪水转为股权和红利，结果就是减少了税收收入，却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总之，他们认为资本税税率和劳动收入税税率一样高或者前者比后者高一点或许是合理的。
哈佛大学的伊曼纽尔法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克里斯多夫斯力特和西维因伊尔特金，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伊凡沃宁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成为了反对取消资本税的又一个论点。这些作者指出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是不稳定的政治因素，这也许会促使未来的政府通过征收重税来剥夺财富。这种威胁可能会对现在的储蓄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而这是疲软的经济所无法承受的。矛盾的是，目前对资本征收累进税或许会促使投资增加，一是它能遏制不公平，二是能让公司确信他们的财富从长远来看（基本）是安全的。
为高资本税率烦恼仍然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因为资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如果各国采取的政策不同，那么公司或许就会在税率更加适宜的国家增加投资。然而从全球视角来看，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对资本收入征税看上去会越来越有吸引力，而且，通过一些计算，似乎比之前想的更加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