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高收入的人，反而放过了因遗产而暴富的人。托马斯皮凯蒂和赛斯同样质疑了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威胁程度。他们以资本对产量的比率为例，说明就算税率有所变动，这一比率却能长期保持令人惊讶的平稳。他们的模式发现对遗产征收的最佳税率能达到50%-60%，甚至更多。
遗产税只是政府收入中极小的一部分，在8%-9%的GDP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一个百分点，据托马斯皮凯蒂和赛斯估计，征收资本税提高了这一收入。他们说，对资本收益或企业收入进行征税，即资本税包含的另一部分，也是合理的。资本收益和劳动收入之间的界限经常模糊不清，这就意味着在相对税率上存在很大差距，容易滋生漏税行为。当工资税高资本税低时，公司就会将报酬从薪水转为股权和红利，结果就是减少了税收收入，却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总之，他们认为资本税税率和劳动收入税税率一样高或者前者比后者高一点或许是合理的。
哈佛大学的伊曼纽尔法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克里斯多夫斯力特和西维因伊尔特金，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伊凡沃宁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成为了反对取消资本税的又一个论点。这些作者指出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是不稳定的政治因素，这也许会促使未来的政府通过征收重税来剥夺财富。这种威胁可能会对现在的储蓄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而这是疲软的经济所无法承受的。矛盾的是，目前对资本征收累进税或许会促使投资增加，一是它能遏制不公平，二是能让公司确信他们的财富从长远来看（基本）是安全的。
为高资本税率烦恼仍然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因为资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如果各国采取的政策不同，那么公司或许就会在税率更加适宜的国家增加投资。然而从全球视角来看，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对资本收入征税看上去会越来越有吸引力，而且，通过一些计算，似乎比之前想的更加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