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引资中得到更多的机会,就要作好充分的准备。
比如工业开发区招商,一定要先搞好开发区基础设施配套体系建设,让园区等项目,而不是项目等园区。这既为投资者节约了资金、时间和精力,也显示了我们的诚意和决心。工业开发区的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建设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搞好土地保障。只要项目满足我们规定的投入产出强度条件,我们就要保证项目的土地供应,不能让优质项目因为用地问题而流失。当然也要节约土地,每平方公里投入产出强度,我们要求主城区至少是投资35亿元、销售值50亿元,渝西地区是投资25亿元、销售值40亿元,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是投资20亿元、销售值30亿元。
第二,搞好园区的征地动迁、基础设施开发,实现“七通一平”,开发商投资到位后,项目就可以迅速开工建设投产。
第三,搞好园区标准厂房建设等前期工作。中小企业需要标准厂房,有的大企业也不愿意自己投资修建厂房。政府要尽可能用一笔资金先行投入园区建设,把标准厂房、职工配套用房建起来。
第四,加强园区融资担保平台建设。园区具有融资担保资质和能力,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现在每个园区基本上都有园区担保公司,要加强建设,搞好服务。我们正在筹备组建一个10亿元资本金的伞形的工业发展担保公司,为各开发区提供100多亿元反担保,放大信用担保的额度。
第五,搞好生产性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工业园区内的物流、贸易、海关、商检和其他服务等等。
第六,园区内5—10年的新增税收(至少地方留成部分)留用于园区建设。这条政策是深圳、浦东等沿海所有开发区都有的一条基本政策。我们的北部新区、高新区、经开区也有这个政策。
(三)搞好项目储备
项目储备是招商引资的前提和基础,有了项目储备才能有针对性地招商,也才能从“招商”进步到“选商”。战略上我们鼓励招商,战术上我们提倡选商。比如,2002年时,全市工业每年只有100亿左右投资,基本上没有形成项目库。2003年市政府要求市经委等有关部门搞项目库,当年储备项目投资总额就达到1600亿元,2004年达到2500亿元,2005年达到4000多亿元,2006年达到6500亿元,现在维持在6500亿元的规模上滚动运行。到2012年,我市要形成汽车摩托车、石油天然气化工、装备工业、资源加工、电子信息工业以及能源基础工业、劳动密集型和都市型工业的“5+2”工业体系,力争建成四五个西部最大的工业板块,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工业销售值达到1.5万亿元。区县要围绕市上的产业导向,结合本地实际,发挥自己优势,立足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建立和丰富自己的项目库,使招商引资成为“有米之炊”。
(四)灵活运用各种招商方式
招商引资的方式很多,要善加利用。一是用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用产业链的延伸集聚相关项目,形成上中下游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滚动效应和集群效应。二是用龙头企业招商。针对龙头企业制订点对点的特殊优惠政策,等龙头企业到位后,带动配套项目群一起进入,形成投资集聚。三是收购、兼并盘活存量,实现招商引资。利用现有的国有、民有企业资产,转让部分或全部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也是国内外流行的招商方式。四是激励中间人或中介机构招商。给中间人或中间商相应的报酬,激励更多的人帮助我们拉资金、拉订单或者包装上市。五是用“二地主”招商。比如在开发区内搞德国工业园区、台湾工业园区、奥地利工业园区等等,利用投资商抱团抱群的心理,依靠他们的特定关系网组织一批投资项目。六是激励入驻企业再投资。对已经引入的企业,要加强服务,增强他们投资扩张的信心,使其再增资扩产。七是帮助本地开发商到海外投资收购,再把海外的资产、基地转移到重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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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招商引资。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招商,都要注重谈判技巧和重点,否则会“因小失大”。一般有三个层面的谈判。一是与技术层的谈判,这个层面的人往往会提很细很多的问题,你可能要面对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表格认真逐一回答。二是与经理层的谈判,这个层面的人对你的税收政策、物流情况、劳动力成本、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市场营销管理等会非常关注,我们要很生动、很具体的回答、介绍,与对方坦诚地交流、沟通。三是与决策层的谈判,决策层更注重你对政治大势、宏观经济的把握,可能会和你商讨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等问题。倘若你能把这些情况讲清楚,并且巧妙地与他的项目利益联系起来,让他看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利益预期,你就胜券在握了。
(五)有针对性地搞好配套服务
对各种各样的开发商,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开发商最关心的、最需要的是什么,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按照谈判时的承诺,如果开发商缺资金,就帮他投融资;如果开发商缺原材料,就帮他们解决原材料配置;如果开发商有资金和项目,缺技术,我们就用有技术的企业和他配置。只要我们掌握对方情况,理解对方苦衷,尊重对方立场,有针对性地提供帮助,合作成功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同时,要牢固树立诚信意识,严格履行承诺,千万不能把投资商引来后就忽视服务,甚至因为出现某些原因就随便违约。
最近两年,我们在微电子产业、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方面的招商引资取得很大的成功,就在于我们采取了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比如,软件产业是智慧产业,相同的销售产值所产生的工业增加值,软件业产出是一般制造业的3倍以上。而发展软件业的要害不是投资而是人才,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商企业不会有几十亿元投资,但是它会带来几百亿元的销售值,而且软件产业销售值80—90%是GDP。针对软件产业特点,我们采取了四条政策措施。
一是为他提供标准写字楼,所有的房产、土地,甚至机房都按他的要求准备好,出租给他。企业节省基本建设投资,租金在运行成本中支出。企业起步成本低、时间快。
二是拉订单。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最重要的就是市场订单。我们制订一个激励政策,谁拉来订单奖励他投资总额的5?。对软件产业来说,按订单总额支付5?的报酬,可以大大激发中间人拉订单的积极性。
三是高层次人才吸引政策。企业一般人才可以通过国内常规教育和企业自己培训来解决,但高管、总工等高层次人才则更多的要通过全球招聘。因此,就要有针对性地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个人所得税减免和一定形式的资金补助等政策。
四是加强人才培训和人事管理外包服务。人才培训方面,政府要通过适当形式比如按人头给予适当补贴。对惠普、IBM、微软等用人机制很灵活的企业,我们为他招揽人才、完成订单,为他管理工资人事,也就是说员工由我们组织和管理,但全部为他服务。在三年后,这批人才都培养成熟了,才变为这些集团的正式员工。
(六)注意防范招商引资中的风险
招商引资既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也要高度警惕,小心谨慎,注意防范风险。一防皮包公司。有些公司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利用我们招商引资的迫切心理,这儿骗点补助,那儿骗点优惠,赚到手后就走人。我们在电子信息产业尤其是芯片产业招商引资时就坚持了“三不”的原则:不和没有专利、没有技术产权的芯片投资商合作;不和没有搞过芯片产业的企业合作;不和不带资本金的企业合作。二防泡沫性融资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1亿元资金办1亿元的事有点保守,用1亿元资金办3亿元的事合情合理,用1亿元资金办10亿元的事只能在特殊机遇下偶尔为之,但在任何情况下,想用1亿元资金办100亿元的事,不是疯子就是阴谋。三防故弄玄虚。一些投资商神神秘秘的,装作来头很大,高深莫测,但公司名头、业务领域、财务账目等什么都看不到,最好不要理这些人。四防垃圾公司。一些企业本身坏账很多,资产负债率极高,他来和你合作就把坏账转移到你头上,不但浪费优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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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资源,还把你拉入泥潭。五防空壳公司。有的公司名头很大,子公司很多,体系混乱,资产关系紊乱,实际上空壳公司。六防糖衣炮弹。招商过程彼此公开送点公务礼品很正常,但如果对方礼品贵重,必然有特殊企图。
以上讲的招商引资是指直接投资,事实上对外开放不仅要吸引老板的直接投资,我们还要扩大金融系统开放程度,更好地利用金融资源、银行贷款,包括产业基金、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为我们加速发展创造条件。
实践无穷期,创新无止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部过程,都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解决疑难杂症;都要求我们扩大开放,以求真务实搞好招商引资。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为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发展“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的总体部署而努力奋斗!
第十四章 2013年材料
14.1黄奇帆: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2013.12)
过去35年,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使我们国有企业克服了各种困难,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回顾改革历程,行政性推动、行政性输血、行政性配置资源最终收效并不大,真正对国企发展产生动力、提高效益的,总是和改革有关。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用改革促发展,用改革解难题,用改革使我们体制机制具有蓬勃的生机、充分的活力。对国企正在推进的改革实践证明有效的要继续坚持,对解决不彻底的问题要继续深化改革,对新形势下遇到的新压力,要摒除行政之手的惯性思维,要在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上寻求改革之道。
国企改革三个方向
坚定不移地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决定因素。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搞活搞好国有企业,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真正实现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
国企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不是国有独资企业,国有企业要通过股份制的方式,使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外资资产等非公经济的资产形成股权交叉,形成混合所有制。实证研究表明,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股权适度分散带来的是企业绩效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是真正代表各种所有制股权利益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纯国有独资,政府容易干预。股权多元交叉,政府只能通过在董事会表达股东意愿,不再是直接的行政命令,不再是政企不分,这是改革的重要方向。
国企管理的核心是资本管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监管不是管行业,也不是管产业,是管理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管理的本质是管资本。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大股东,要考虑的是提高股本回报率,通过合理的资本运营,用尽量少的股本控制更多的资产,确保资本的利用有较高的回报,确保资本和债务之间有合理的平衡比例,债务负担不能太重,否则现金流中断资本就会成为坏账。
改革重点是控制债务、补充资本
我国企业的债务风险远高于政府债务风险。美国政府债务与GDP之比是1.2:1,欧洲是1:1,日本是2.2:1。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22万亿,GDP52万亿,占比40%,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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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账也不超过50%,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是,企业负债远远高于上述国家。美国企业债务占GDP40%,欧洲企业占GDP50%,日本企业债务占GDP70%。而我国企业债务有70多万亿,已经占GDP的120%。重庆企业债务比全国平均值略低,占GDP110%。重庆八大投资集团企业资产负债率在60%,民营企业在70%左右,房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更高。企业资产负债率始终处于高位运行,有风吹草动会引致系统性风险。
用市场化的方式补充国有企业资本。回顾国有企业35年改革的历程,怎么解决资本金来源一直是宏观、微观领域头疼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没有资本金概念;80年代中期,国家为解决国有企业没有资本性积累的问题,实施利改税,企业可以留存利润45%,初步有资本金概念。为减轻企业负担;80年代末改成33%;90年代走进市场经济,企业资本金来源不足,依靠银行借款,但市场化的银行已不再是市政府的钱口袋,企业债务越来越重,达到80%、90%的负债,出现一些企业破产。
此后,通过破产关闭的国有资产1万多亿,债转股的1万多亿,上市的1万多亿,国有企业补充了3万亿资本金,开始壮大。原则上政府的行政性资本输入只针对公益类企业,对竞争类的企业政府不该再输入资本。当下权益融资比债务融资要重要得多,要建立市场化的国企资本补充机制,企业保持正常的资产负债率,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
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的四种方式
企业留存利润补充。国有资本如果是有效投资,有经营利润,不能全部上交,要留下部分利润给企业补充资本金。补充的前提是企业要有利润,所以要改善经营效益。从这个意义出发,国资管理部门的资本管理就是逐利。如果不作为资本管理,而作为行业主管就会失之偏颇,只要是市场竞争类的行业,资本退出也是可以的,用资本流动实现资本收益。
股票上市补充。国有资本与战略投资者、社会公众股东的资本结合,建立起了企业长效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也形成了再融资等市场化的持续资本补充机制。企业经营情况反映到市场,表现为股票价格,投资者的压力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了宽阔的平台,资本市场发展的20年就是国企改革深化的20年,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更是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上市融资,务必要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进行改造和完善,决不能虚假上市,信息披露必须真实。
私募基金补充。私募基金背后有母基金,私募基金的资本有的来自于保险公司、有的来自于社保基金,有的来自于政府的引导资金等等。理论上我们的社保基金30%可转为投资基金,保险公司也有30%可转化,中国保险公司的资产余额有近7万亿,30%就是2万亿,社保基金有3万亿,30%就是9000亿。以上都是和政府有关的资金,还有社会资金。国资管理部门可以组织部分资本金,如自己有20亿,作为引导基金引导社会基金80亿,100亿投资国有企业集团优质项目,也相当于优化了国有系统的资产结构和资本结构。
股权转让补充。以重庆国际信托为例,从2002年一直亏损到2007年,重庆市政府投入6亿国有资本对其重组,资本从10亿扩大到16亿。目前,无论资本回报还是资产规模,都位居全国前列,年利润在10亿元以上,50%多的控股权就价值50多亿,意欲购买者众多。靓女先嫁,如果出售就等于补充了整体国有企业体系的资本金。
总之,市场化方式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既降低了企业负债率,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也通过多元化的股份制合作,完善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符合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一招棋活,全盘皆活,这就是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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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2014年材料
14.1黄奇帆:重庆国资改革再出发 可有五种方法搞\混合\(2014.01)
《财经国家周刊》:你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也是中央宣讲组成员。请谈谈你的体会。
黄奇帆:三中全会《决定》确定了15个领域60个条款,涉及改革的五大方面,经济类改革是重点,通篇最核心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怎么起决定性作用?一是市场有价值规律,不管是商品的价格、公共服务的价格,还是要素的价格,价格会决定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向;二是市场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交易,交易是持续的过程,交易秩序可以是政府导向而产生,也可以是千万个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使资源不断得到优化配置,所以,市场起决定作用;三是市场是平等的,市场中各个交易主体、法人主体是平等的,通过机会、规则、权利的平等,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向。我国从计划经济走来,政府越位缺位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一词之变,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让大家惊醒过来,知道政府应该做什么。 我自己感觉,这既是经济学原理本身的一个正确论断,也是对计划经济时代习惯动作的变革和干部思想方法的方向性矫正。 《财经国家周刊》:《决定》提出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并不是全新的提法,但市场对此期待很高,如今要怎么理解混合所有制?
黄奇帆:发展国有资本、非公有资本等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要厘清国有经济的概念。任何一个社会,就算非公经济发展到极致,像英美等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都会有25%左右。我们国家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国有经济总归有30%左右,非公经济占70%,也差不多到顶了,像广东非公经济比重73%,算是最高的,浙江是71%,重庆是63%。
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要全面理解,不一定是数量的比重。纯国有独资,政府容易干预,会扭曲市场信号。实证研究表明,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股权适度分散带来的是企业绩效提高。三中全会对国企布局,提出要走混合所有制道路,决定了下一阶段国企改革的走向,也是整个市场化改革里面的重中之重。
混合所有制概念不算新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就提到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外合资等,但这会儿提出来更具有针对性。
目前,有些国有企业集团的二级、三级公司差不多都已经混合了,有的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有的上市了,但大家都认为“混合”局限于下面的子系统、小公司,而企业集团一定要独资,以至于集团层面的母公司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
集团公司不搞多元化,让下面的子公司多元化、搞混合,自己拿着企业的高工资,出现一批准官僚衙门,也是国有经济改革过程中“半生不熟”的一种状态。留着一个集团公司的“壳”,好像不留这个“壳”就不是国有企业。这是上一轮改革留下的一个尾巴。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革命”革到了这个层面上来了。这次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不是止步于二级、三级公司层面的混合,而是国资委直属的集团公司也要混合了,要在集团公司层面搞混合所有制。我认为要害在这里。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这个意思应该明了。
五种“混合”法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重庆怎么推动混合所有制?
黄奇帆:搞混合所有制,站在重庆角度,我觉得有五种“混”法。
第一种“混”法,推动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不留壳尾巴,这是混合所有制最基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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