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
哲学文化
第一节中国哲学的发展 一、先秦子学时期 1、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是士阶层壮大的结果。
士，最初作为贵族阶层的最底层存在的。 《礼记·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战国时期，文化教育的私学化，政治秩序的动荡不安，社会阶级的流动，使士阶层的状况和性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队伍壮大；“士无定主”；“学而优则仕”。 诸子中，最著名的有十家。《汉书·艺文志》曰：儒、道、墨、法、名、阴阳、杂、农、纵横、小说家等。
2、先秦子学时期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主要表现在：
（1）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墨子、管子、孟子、孙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等； （2）诞生了一批经典性的哲学著作，如《易》、《道德经》、《论语》、《孟子》、《庄子》等。
（3）已开始探讨广泛的哲学问题，如天人关系、阴阳五行、人的价值等；并提出许多哲学命题，如道、气、有无等。 附：四书五经，十三经，四部。 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秦焚书，乐散佚，今存《乐记》一篇，并入《礼记》。） 六经之功用： 《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治，《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之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扬雄《法言》：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礼者，莫辨乎《春秋》。 班固《白虎通·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书》信。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汉代遂立学官，设五经博士。 七经：东汉时期，于五经之外，加《论语》、《孝经》。 九经：唐时以九经试士，故名。
九经之名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诗、书、易。
十二经：中唐于九经外，加《孝经》、《论语》、《尔雅》。 十三经：宋宣和中，于十二经外，加《孟子》。清人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略）。 四书：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合为一著，并作《四书章句集注》。
世人以为，宋以前为五经时代，宋后为四书时代。 经，开后世一切文体之先河。详见《文心雕龙·宗经篇》。
四部之名，始于西晋。荀勖、张华编列政府藏书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储五经之属，史记之属，诸子之属，诗赋之属。
四库之名，始于唐。玄宗时，于东西二都，分聚四部之书于四库中。书籍之四大类别自此流传后世。 二、两汉经学时期
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为经今、古文之争。
经今、古文之争，简单地说，今文、古文最初是由于文字书写的不同而造成的。所谓今文，是指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书写；古文，则指秦统一文字之前的文字书写。
因文字的歧异，导致学术思想的分野，遂分两派，势成水火。史称经今古文之争。 如汉代《诗经》的传播有齐、鲁、韩、毛“四家诗”之说。其中，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称“齐”、“鲁”、“韩”三家诗，为今文诗学，两汉时皆立于学官，魏晋以后逐渐衰亡。三家诗除存《韩诗外传》外，馀均亡佚。鲁人毛亨所传，称毛《诗》，为古文诗学，先在民间传授，盛行于东汉。 又如春秋三传：《左传》为古文经，《公羊传》和《榖梁传》为今文。 《尚书》：今文《尚书》为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孔安国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今佚。
经今古文之争从最初的文字版本之争，发展到学术源流、政治观念等多方面，其实质是利禄之争。
今古文经的区别大致有下列几点：
一、今文经学以六经皆孔子所作，系托古改制之书；古文经学则以六经皆史。 二、今文经学崇奉孔子，认为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古文经学则崇奉周公。 三、今文经学主阐发新意；古文经学主考据注疏。
四、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 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 故班固《汉书·儒林传》：“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经今古文之争的影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治影响：利禄之争，直接导致东汉的名教之治，并影响到东汉政治的存亡。 名教，即因名立教。简单地说，名，就是声名、声誉；教，就是包括一切政治措施的教化。从政府用人方面来说，突出地表现为鼓励士人求名，以名予利，凭此来选拔官僚与推进教化。这样，是否有声名，便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现实利益，因此，“名”便成了东汉士人竞相追逐的普遍目标。 如范滂，临刑前对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刻意求名的结果，导致东汉大多数士人名实不副，成为一群不通世务、无益于世的人。此风流弊直接腐蚀了汉代政治统治的根基。
对学术思想的影响：
近启魏晋玄学，远开宋学和清代朴学的学风。
古文重训诂，严格按照字义解释经文，不凭空臆造；今文经学则任意发挥经义，服务于政治需要。 三、魏晋玄学时期 1、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对汉代经学的反动。
玄学，简单地说，就是以先秦诸子中道、法、名家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而形成的哲学流派。玄学的经典为易、庄、老，世称三玄。 产生原因：
试图重建儒家思想体系，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社会动荡中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士人风气由儒到玄、由清议到清谈的变化。 玄学发展历经三个阶段：
1、何晏、王弼时期。其根本思想为“贵无”，主张名教出于自然。
2、阮籍、嵇康时期。崇尚自然无为，反对名教，甚至提出“无君”的思想。 3、向秀、郭象时期。直接将名教之治与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政治是天道（即自然）的体现，将玄学思想变化为当时门阀政治的思想工具。 如王弼注《老子》，“阳老而阴儒”；注《易》，注重阐发儒学的哲学意义。 汤用彤先生评曰：“王弼之《易经》出，而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乃成。”
玄学是名教与政治之间的思想桥梁。他们对东汉的名教之治进行分析、批判，或是加以辩护，都是现实政治在思想界的一种折射。 2、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鲁迅先生的创造性概括。（参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在魏晋时期频繁出现的，则是“风流”一词。“风流”，多与名士风范联系在一起，特指魏晋士人自由的心灵、脱俗的言行和超逸的精神。 魏晋风度包括三方面内容：
士风，表现为士人的精神特质与时代风气； 文学，表现为自然、飘逸、冲淡、旷放的风格； 审美，表现为清峻淡远、高风绝尘的自觉追求。 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谈玄，品题，任诞。 所谓谈玄，即“清谈”，因其内容主要是玄学，故时称“谈玄”。 谈玄之风，源于东汉的“太学清议”。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为祸，造成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太学生群聚京师，高言放论，抨击朝政，臧否人物。这种行为被称作太学清议。实际上，这是一种干预朝政的政治行动。 对于清议到清谈的演变，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嫉视，渐渐被害……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治，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就成了所谓清谈了。”
清谈遂成为当时名士的招牌。
最初的谈玄，主要集中在上流社会，上自帝王大臣，下至士族文人，乃至僧道中人，皆尚谈玄。其性质，也从最初的全身避祸，不谈政治、只谈玄理，发展到互相效仿，流为时尚，甚至成为学问、智力、口才的竞赛，或有相互辩难，至一方理屈而罢；甚至主客对骂。谈玄，最终内化为士人日常生活的最主要内容。 如《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谢安、王濛等人，谈《庄子·渔父》，支道林作
七百言，谢安作万馀言，众咸称善。
谈玄的内容，以“三玄”为主，兼及佛理及玄儒异同。著名的论题如： 言意之辨。 从《周易》“言不尽意”论（其依据为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而尽意”）到庄子“得意忘言”论（依据为《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到王弼“言尽意”论（得之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
其他如有无之辨、名实之辨、声之哀乐辨等。
所谓品题，指对人物品性、才能、容貌等方面的评论和鉴定。 源于汉代察举制度的乡党评议。察举制度渐变为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而乡党评议则由政治行为演变为审美行为，乃至成为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说新语》中的《识鉴》、《赏誉》、《品藻》等篇，专门记载人物的品题之风；《容止》、《政事》、《言语》等篇也有涉及。
谈玄讲究学力和思辨；品题重在识力与鉴赏。
品题往往借助对人物的洞察远见和精妙鉴赏，判别其才性优劣、流品高下。如： 《世说新语·品藻》：诸葛瑾、亮、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容止》：“（嵇康）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有松下风，高而徐引”，“若岩岩孤松之独立，其醉也，俄若玉山之将崩”。所谓孤松独立，高风徐引，既是自然美，也体现出一种人格美。 宗白华《美学散步》：自然美与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在用自然美来品赏人物美时，道出了二者之间的某种联系，予人以诗意美的境界。 任诞之风，包括服药、饮酒、裸裎、隐逸等言行风尚。 服药主要是服用“五石散”：紫云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磺。服后身体发热，宜吃冷食，故又称“寒石散”；药性发作须行走散发，故又有“行散”、“行药”之说；宜饮温酒。
服药之因：主要基于感于生命短促，时光飞逝，借以追求延年益寿。 客观上，造成“心清神朗”的美学追求。 饮酒：刘伶“死便掘地以埋”，阮籍“求为步兵尉”，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茂世“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王忱“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因服药饮酒，遂有宽衣不鞋、扪虱而谈、居丧无礼等行为。 三、隋唐佛学时期 1、佛教壮大的原因
第一、起初，因其神灵不灭、轮回报应之说，以及奉行斋戒祭祀的方式，与道教信条相类似，而相互依存，形成一种佛道不分的综合形式。
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治统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这些都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第三，魏晋士人思想通脱，为佛教思想的渗透提供了便利。
第四、统治者基于统治的实际需要，希冀神灵的庇护。东汉经学的无能，以道教为旗帜的黄巾造反，迫使统治者将目光转向佛教。如取代西晋的后赵王朝便是如此。而当后赵面临覆灭时，他们又痛斥佛教神灵的无用。可以说，这样的因素，贯穿了六朝的始终。
第五、名僧与名士、帝王广泛交游，或为名士友，或成帝王师（突出的例子是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