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僧徒加入清谈，士人研究佛理，成为当时普遍的风尚。这加速了佛教教义与中国固有思想之间的融合及相互吸纳，并成为佛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润滑剂。 第六、北朝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以自己为“胡人”，而理直气壮地信奉佛教。 由于以上因素，到隋统一中国时，佛教业已发展壮大，在中国思想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寺院经济的发展，已具备了与世俗地主相抗衡的力量；包括皇帝王侯在内的知识阶层普遍习染佛理。因此，各种政权对佛教的要求和限制，大都是在承认佛教存在的合法性的基础上提出的。 隋唐两代，由于隋文帝（出生、生长于佛寺）、唐高祖（起义得到僧侣的广泛帮助）与佛教的特殊渊源，两朝都大力提倡佛教。特别是经过唐代的发展，佛教更是跻身于儒、道行列，在思想史上与儒、道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2、佛教理论的新发展
佛教理论从六朝时期的吸收、消化，到隋唐时期，逐渐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折。比照儒家中“人人可以为尧舜”的思想，提出“人人可以成佛”的理论，修行方式也逐渐从以往需要出家、遵守戒律等外修改变为强调心修、内修的修行方式。这样人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进行修行，既打破了佛教教义的外在束缚，也简化了成佛的次序，从而吸引了更广泛的信徒。
此外，唐代时期，佛教还向世俗宗法社会作出了更多的妥协，如唐玄宗时，出现了孝僧；承认孔、老与释迦牟尼均是圣人，主张共同发展；禅宗的崛起，强调顿悟。这样无须知识的积累，不需要大量的财富（修寺、造塔、布施等功德都需要钱）。这种种妥协，使处于对立面的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可以以接纳而非排斥的心态去对待佛教。这也促成了儒者对佛教教义的关注，为他们从中吸收有益成分、复兴儒学创造了条件。 附一：禅宗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主张修习禅定，故名。又因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心宗。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
五祖弘忍“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的作风，开中国佛教特有的禅风，对后来禅宗发展影响甚大。著名弟子有神秀、慧能、惠安等。 相传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大家各作一偈，时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认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可，并秘密传以衣钵，后世称之为第六代祖。
神秀主张渐悟，认为通过勤苦修行，坐禅观心，可以消除“妄念”，达到觉悟。慧能主张顿悟，立足于人自具佛性，通过直观内省达到觉悟。
南宗后成禅宗正统，慧能宗风独尊于下。而北宗传不数代，渐无闻于世。 经典：最初是《楞伽经》，后为《金刚经》，《六祖坛经》是其代表性经典。 理论：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慧能继承这一学说，在《六祖坛经》里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指心性。主张顿悟。 禅宗公案举例：见山是山 《五灯会元》（宋淳祐十二年（1252）编订）载： 吉安青原惟信禅师，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 〔知识〕此处指“善知识”，佛教术语，梵语意译。闻名为“知”，见形为“识”，
即善友、好伴侣之意。
〔休歇处〕停止之处，指得到真理之处。
公案，原指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禅宗借用，指前辈祖师言语范例，用来判断是非迷误。
禅宗公案，一般来说有如下几个作用：一、印证对方是否真的解悟；二、记录问答、解悟过程，传授禅宗义理；三、希望阅读者通过阅读公案解悟；四、体现禅宗祖师风采；五、体现一种特殊的审美情趣与智慧。前四者更多的是宗教功能，第五种则淡化了其宗教性质，而使我们普通人可以玩味。 禅宗以公案的形式弘法，与佛教的义理相关。在禅宗看来，“道”不可道，难以言说，如果非用语言作出解释，难免落入执著。因此，只能通过上述这些手法让对方超越语言藩篱，放弃执著，反观自心，发现自家宝藏，其背后蕴藏的则是佛教“人人皆有佛性”的教义。 禅宗公案充满了幽默与智慧，它启示我们超越日常生活经验，洞见一个空明无碍的精神世界，获得心灵的提升。这也是禅宗公案对大众而言更值得玩味之处。宋代兴起的小品文，便与禅宗公案的流行有很大的关系。
发展和演变：慧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
南岳下数传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临济宗在宋代开黄龙、扬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 禅宗在五家七宗以后，禅风有所改变，有“颂古”、“评唱”等一类禅门偈颂行世。宋徽宗政和年间，僧克勤作《碧岩集》，影响很大，被后世称为“禅门第一书”。这种风气，深受士大夫的欢迎，“禅机”也逐渐融化于“诗境”，对南宋理学发展及诗歌创作影响极大。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在中国哲学思想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王守仁都从禅宗中汲取营养，同时，也成为近代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 附二：唐代的义疏之学 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唐代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改变了以往经学多门、师法各异、章句繁杂的局面，命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其中《易》用三国魏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毛诗》用西汉毛公传、郑玄笺，《礼记》用东汉郑玄注，《左传》用西晋杜预注。然后，孔颖达等再通过所撰《正义》对经书原文以及旧注作进一步解释。
按：注、疏、章句、正义等，均为古代注释体例。 对古书正文的解释叫“注”，对“注”的解释叫“疏”，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称为“正义”；有时，“注”、“疏”也被称为“正义”。 狭义的“注”只指注解，而广义的则包括传、笺等。“传”，先秦时期特指对“经”的解说。“笺”本来是对传的阐发和补充，后世只表示注释的意思。 章句，是解说古书的一种方法，除解释字词外，还串讲文章大意。 集解，选取各家注解，通释经传，叫“集解”。 在唐代，《五经正义》再加上贾公彦的《周礼疏》与《仪礼疏》、杨士勋的《穀梁疏》、徐彦的《公羊疏》等，共合为唐朝的《九经正义》。唐朝学者们的“正义”和“疏”总结了自汉代以来的经学，对各种经说作了统一工作，并且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
由于唐代读书人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学习经书的，因此他们往往只是墨守正义的定论，不敢有所突破，即所谓“疏不破注”。
中唐以后，随着春秋学派的兴起，以及韩柳古文运动的倡导，义疏之学渐衰。 五、宋明理学时期 所谓理学，是指在外来印度佛教文化哲学与本土道教文化哲学挑战下，将滞留于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思维层面，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联结以及人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得了形上性和整体性论述的学说。
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结构、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获得了新的生命。 （一）背景
外在的影响：宋儒认为，传统儒学的衰微，致使晚唐五代以来，政权混乱，世道沉沦。为挽回世道人心，并能与佛教相抗衡，着重发掘建构儒学的形而上意义，而回归于现实伦理。 内在的变化：“疏不破注”致使儒学思想支离破碎，舍本逐末，不仅无助于孔孟学说义理的探求，且无补于世，遂倡思孟之学，试图建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二）派别：
理学的产生、发展、兴盛，经历了两宋、元明时期。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的韩愈、李翱。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就其作用和影响论，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濂、洛、关、闽（周、程、张、朱），加上邵雍、张栻、陆九渊、王守仁等为主流派；王安石的“新学”，苏轼、苏辙的“蜀学”、吕祖谦的“婺学”，叶适、陈亮的浙东学派等为非主流派。
王安石、三苏、吕祖谦等虽属宋明理学的非主流派，但在推动理学的发生和由汉唐向宋学的转变，以及心性义理之学的倡导，都有其地位和作用，是理学思潮中所不可缺少的。
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象数、理气、心性三大派系。象数者，本《周易》象数之义及道教所传的图书而立论，如周敦颐、张载等；理气者，多据《四书》发挥，二程、朱熹以“理”为形式法则，“气”为实质内容，是其代表人物；心性者，重在探讨主观之心，阐发天赋之性，得“宇宙则吾心”之论，陆九渊为代表。 （三）基本精神： 1、以道体为核心。
所谓道体，就是指在自然和社会之上，有一个隐在的、根本的原理、道理，是自然最终根据和社会的终极关怀。
这个道体，在程朱那里便是理，是性与理的结合；在陆王那里便是心，是心与理的结合；在张（载）王（夫之）那里便是气，是气与理的结合；在王安石、苏轼、苏辙那里，便是道，以道体一理的核心范畴，构建其主理、主心、主气的哲学逻辑结构。
虽表述各异，但对道体的认识则大体认同。 2、以穷理为精髓。
穷理，就是追求性命的根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无论是对于自然，社会形而上存有天理的体认，或是人生伦理道德的践行和人格理想的完成，穷理是其根基。在某种意义上说，穷理不仅是对道体的自省和回归，而且是“圣贤气象”的人格理想的自觉，是贯通道体、理、性、命、心的枢纽和工夫。 3、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
借以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境界。理学认为，天理具有真实、永恒、崇高的价值，人欲是未被提升的感性情欲的生理层面，尽管人欲并非都是恶或不好，但如能通过居敬、诚身的存养工夫来去除，则人生和社会便获得真、善、美、光明的意义。 理学各派，都在理与欲、义理与功利、公与私等的冲突中，强调以道心制约人心，以公灭私，以理去欲，以找回唐末五代以来被破坏了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想，重建士人的精神家园和价值理想。 4、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
理学既具有超越的理性精神，又具有当下的实践精神。他们推崇四书，并非以正心诚意，修身养性为独善其身，而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匹夫之责。人处天地之间，是天地的中心，天地无心，以人心为心，自然、社会因人的存在而有价值和意义。
故张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有“先天下”之论，陈亮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胸襟和气度。 5、以成圣为目的。
宋明理学家大多都以辟佛老，辨异端，弘扬圣人之道为文化使命，“成圣”可以说是理学的人格理想和终极关怀。 （四）集大成者：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把理气论和心性论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理论思想体系，它适应了统治阶级重视纲常伦理，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并对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理学与佛、老的根本区别： 从立场上说，理学崇“有”，佛老尚“无”。
从用途上说，理学作为道德形上学，不遗人伦，不绝物理，明体而达用；佛老遗人伦、绝物理，有体而无用。
从理想上说，理学家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视天下为一家的大公为价值理想；佛老修炼心性，为解脱个人的烦恼，独善其身，落入自私自利之中。 （六）理学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1、主体
文人—学者—官僚的三位一体：知识广博，求实，求异，求新 宋诗的三大特点：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都缘于此。以理趣为美，更是思辨哲学在文学中的体现。 2、因学术之争而引发的党争 3、学术争论与思想调和 六、清代朴学时期 所谓“朴”，推及清儒治学之精神，则当应解释为治学态度、方法的朴质和文风的朴实简洁。 （一）发展
清代“朴学”的发展有三个分期：
1、启蒙期。代表人物：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主要贡献在于解放学者的思想，使学者彻底摆脱宋儒的羁绊，转向汉学一路。
2、全盛期。代表人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时号“乾嘉学派”。特征就在于治学重考证，“无征不信”。他们倾全力治经学，并旁及小学、
音韵、金石、校勘、目录、史学、天算、水地等领域，极一时之盛。 “乾嘉学派”有两大分支：一个是“吴派”，一个是“皖派”。开“吴派”者，惠栋，开“皖派”者，戴震。以“皖派”影响最巨，大师辈出，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号为“戴、段、二王”。此外全盛期还有万斯同、全祖望、毕沅、阮元等大家。 3、衰落期。俞樾、孙诒让、章太炎，为清学后劲。 （二）朴学兴盛之因 1、明儒空疏误国 2、文字狱
（三）清代今文学派 又称“常州学派”，倡导者及奠基者：常州人庄存与、刘逢禄。继承者：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
近代洋务派、维新派及辛亥革命的先驱者，无不受到今文学派的影响。 清代今文经学，是为解决清代社会发展出现的现实问题而兴起的。但是到了晚清时期，今文与古文，或言宋学与汉学，却成了学术思想门户之限的象征。门户之争，从学术讨论发展到人身攻击，在时代剧烈变化的影响下，清代学术思想最终走向了没落。 七、近代新学时期
所谓新学，是指以现代自然知识为核心，包括现代的政治、法律、经济在内的一整套现代科学体系。
新学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故又被称为西学；与传统的中学相对，在传播过程中又称为新学。
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政府对于新学的承认。
同文馆是由政府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专门设立的以学外语为主的语言学校，聘请外国人作老师，称为教习。招生的对象是贫民的子弟，还有一些破落的八旗子弟。
新学的传播曾经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经过剧烈的碰撞和摩擦之后，最终洋务派和维新派取得了上风，他们开办了许多学堂和书院，将越来越多的西学知识介绍到了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1905年新政时期废除科举，标志着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新学终于确立了主导地位。近代新学的迅猛发展，为建立现代知识体系，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