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们虽然有局限性，但在他们看来，官盗从严从重，民盗从宽从轻，是天经地义的，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令人不得不信。今则贪污从宽从轻，盗窃从严从重，其合理性何在？我的悟性太差，虽百思而不解其谜。
五、简短建议
上述问题，非本人所能解决，只是提出来，希望引起思考。现仅限于本文讨论的范围，对现行刑法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第一，在体例上，取消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将其合并于第五章“侵犯财产罪”。这可简化体例，统一罪名，使侵犯财产罪成为为官民共设的完整意义上的侵犯财产罪，消除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侵犯公共财产不为侵犯财产罪的怪现象。第二，在法条上，将贪污罪所含摄的三个主要犯罪行为即侵吞、窃取、骗取进行分解，分别并入相关的法条。民盗为盗，官盗同样为盗，不必别立罪名，故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公物的行为可并入第五章第264条盗窃罪。民骗为骗，官骗同样为骗，故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公物的行为可并入第266条诈骗罪。另外，删除“利用职务之便”的前提，只要是官员，不管是否利用职务之便，盗窃就是盗窃，诈骗就是诈骗；将公共财物扩大为公私财物，官员不仅不得侵犯公共财物，也不得侵犯私人财物。公民对公民私人财物的侵犯，由于身份地位相同，容易摆平；官员侵犯公民的私人财物，由于身份地位不同，就不容易摆平，必须从立法上严加禁止，加强对公民私人财物的保护。贿赂的主体是官或者离不开官，不论受贿行贿总是秘密进行，与官盗的性质相近，可别立为条，列于盗窃罪法条之后。通过如上调整，可简化法条，使法条排列具有逻辑性；可简化罪名，官民同样的犯罪适用同样的罪名。第三，在定罪量刑标准上，按现行刑法之规定，凡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公物的定罪量刑标准都大大宽于盗窃、诈骗的标准，二者相差的数额有近十倍，乃至数万元。当取消贪污罪将其合并于盗窃、诈骗罪后，二者适用同一个标准，贿赂罪参照这一标准。这意味着对官的标准要远远严于现行法律的规定，但实际上是与一般盗窃、诈骗相等，只不过取消了对官员在定罪量刑标准上的特权罢了。第四，在刑罚上，虽然罪名相同了，量刑标准相同了，但刑罚不可相同，更不可像现行刑法所规定的那样，对贪污处轻刑，对盗窃、诈骗处重刑，相反，应在同一罪名、同一量刑标准上，官员盗窃、诈骗较之一般盗窃、诈骗加重处刑，贿赂罪也参照量刑。
注释:
① 参见《左传·昭公十四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② 参见《尚书·伊训》。
③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38。
④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3。
⑤ 参见《汉书·贡禹传》。
⑥ 参见《唐律疏议·杂律》。
⑦ 参见《唐律疏议·厩库》。
⑧ 参见《唐律疏议·户婚》。
⑨ 参见《唐律疏议·擅兴》。
⑩ 参见《晋书·刑法志》。
⑾ 参见《七国考·魏刑法》。
⑿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⒀ 参见《汉书·刑法志》。
⒁ 参见《汉书·薛宣传》。
⒂ 参见《陈书·宣帝纪》。
⒃ 同注释⑩。
⒄ 参见《南史·王弘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