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惩贪与治盗的宽严比较(4)

    （三）盗与贪污
    “墨”是专门为官开设的罪名；“赃”是为官民共同开设的罪名，但主要用之于官；盗罪早于赃罪，至唐则归属于赃罪，是赃罪中的一种，既用之于官又用之民，主要还是用之于官。
    何谓“盗”？《左传·文公十八年》：“窃贿为盗”；《荀子·修身》：“窃货为盗”；《周礼·秋官·朝士》（唐）贾公彦注：“盗为窃取人财物”。由此可见，盗的行为特征是“窃”；既然行窃，当然是有目的为之；盗的对象或称“贿”，或称“货”，总之是“人财物”。《晋书·刑法志》：“取非其物谓之盗”。非其物而“取”，“取”的方式不排除窃取，但又不限于窃取；“非其物”即非自己所有，它包括“人财物”，又不限于“人财物”。很显然，盗的内涵扩大了。《唐律疏议·贼盗》：“诸盗，公取、窃取皆为盗”。“公取，谓行盗之人公然而取；窃取，谓方便私窃其财”。公取也好，窃取也好，凡取非其物皆为盗。至于盗的主体，古人没有作出限定，在古人看来，似乎没有限定的必要。不管什么人，盗就是盗，民可为盗，官亦可为盗，在盗罪面前人人平等，不分官民。然而，官盗与民盗毕竟不同，而且有很大不同，不可等同视之。考诸历史，古人更加注重官盗方面的立法，不是官盗、民盗半斤八两，各打四十大板，更非重民盗轻官盗，而是相反。
    先看《法经》。《法经》为学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但它打击的重点是什么？却未能深究。依我之见，《法经》集中打击的犯罪是“盗”，而官盗又是盗罪中的重罪。何以言之？李悝在“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时，就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⑩，故《盗》居众篇之首，是第一篇。自古以来，王的主要职业是治官的，官的主要职业才是治民的，而治盗则是推行王者之政最急切的任务。从中可以推断，这里的盗主要是指官盗。《法经》失传了，但从后世的记载中同样可以找到佐证。它规定：“窥宫者膑”，据说这是为了消灭“盗心”。能窥宫者，官也。做官的连“盗心”都不能有，更不要说盗的行为了。它还规定：“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将军）以下受金则诛。”(11) 这一是说明“受金”存在于统治集团的高层，问题已十分严重，所以才立此法，从高层做起；二是说明，除君主外，不论何人“受金”都严厉禁止，直至杀头。“受金”尚且如此，“盗金”自不待论。《法经》是李悝制定的，李悝是法家人物，法家的天职是为帝王的霸业出谋献计，要求官吏务必尽职尽责，废私行法。因此，严惩官盗符合法家的一贯精神。从战国时期的历史特点看，也不能不把惩治官盗作为法律的中心任务。西周时期，官阶的高低，血缘的亲疏，封地的大小，亦即政治权力、宗法权力、经济权力，是完全合而为一的，不具备盗的条件，不需要盗。经春秋到战国，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旧贵族在走下政治舞台前，本能地要大捞一把。新官僚临时受命，随时解职，不得不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为官哲学。因此，官场盗窃问题势不可免。为维护官僚阶层的普遍整体利益，推进集权化运动，实现帝王的统一大业，而严法惩治官盗，自然成了那个时代的课题。
    《法经》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但它作为中国成文法典之鼻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商鞅携《法经》赴秦，主持变法，制定秦律。秦律的整体风貌不可考，但地下出土的秦简却刻写着“求盗盗”和“害盗盗”(12)。“求盗”即通过侦察、缉捕等手段，求得盗犯及赃物；“害盗”即治盗，对已求得之盗进行审判、行刑，强迫其从事苦役，接受因盗而得之害。负有“求盗”之责者，官也，负有“害盗”之责者，亦官。“求盗盗”是官盗，“害盗盗”也是官盗。盗之赃或归失主，或归国家，乃人间常理，毋庸多论。若“求盗”或“害盗”者将他人所盗之赃又窃而为己，则是盗上加盗，赃上加赃，无疑比原盗罪的性质更为恶劣，故称“求盗盗”或“害盗盗”。以官的职责来命名官盗，可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