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惩贪与治盗的宽严比较(3)

    赃罪亦由来已久，至晚在汉朝就有了“吏坐赃者”⑤。“坐”大概取意坐享其成，不劳而获，或侵吞，或搜刮，或索取，或受求；以此类方式而得不义之财，谓为赃；坐赃者，吏也。合而言之为“吏坐赃”。在汉朝，坐赃者只能是官吏，因为只有做上了官吏的美差才能坐享其成。但坐赃并非美称，一旦坐赃就要坐牢，甚至掉脑袋，终身不能做官，世代不能做官，使本人、家人及后代蒙受耻辱。
    至唐朝，有关赃罪的立法已相当成熟。《唐律疏议·杂律》开篇便称：“赃罪正名，其数有六，谓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并坐赃”。赃罪是总罪名，下设六个分罪名，将赃罪条理化，类型化，形成为系统，但赃罪的主要主体依然是官。六个赃罪中有三个是专门为实权派官员设立的，并由重到轻依次排在前面，即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能受财枉法者、受财不枉法者、受所监临者都是掌握行政、司法权力的实权派官员，为这些官员所设的这些罪名大体相当于现行刑法中的受贿罪，但又不限于受贿罪，其中，官员在其监临范围内收受任何人的任何财物包括礼物，不管是否是行贿，也不管是否枉法，只要接受，就定罪为“受所监临”。最后一赃即坐赃，虽不排除民，但主要是官，既包括实权派官员，也包括其他一切官员，所有官员凡以不正当手段侵犯官私财物又不便于归类的，都统统为坐赃。有些在今天看来只是鸡毛蒜皮大的小事，甚至与财物没有直接关系也属坐赃。比如“于官私田园，辄食瓜果之类，坐赃论，”“即持去者，准盗论”，不论官家私家，一个瓜果也不能吃，必须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照此推论，如果官员到民家吃喝，那不仅不是亲民的表现，而是公开坐赃。官员有责任为辖区内的河湖修堤防，若不修或修而不及时，以致“毁害人家，漂失财物”，在唐则以坐赃论⑥。官物必须与账目相符，若有多少，则以多少之额，坐赃论，即便用于官家也是坐赃，时称“计所欠剩坐赃论”；合法使用官物，用后有盈余，却置之不理，视为无主之物，是为“放散官物”，也属坐赃⑦。报告灾情“不以实”，或大灾小报，或小灾大报，致使赋税征收或多或少，以坐赃论⑧；兴建工程，隐报劳工人数，或报而不实，按劳工工值，以坐赃论⑨。诸如此类，虽细无遗，不胜尽举。六赃除上述四赃外，还有两赃，即强盗和窃盗。通常认为，盗者，民也。唐则不然，唐朝的盗不是专为民开设的罪名，同时也适用于官，甚至主要适用于官。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详加阐述。可见，六赃的绝大多数是专为官设立的，即使为官民共设者，也主要是针对官的。总之，唐朝将一切侵犯财产的犯罪都归之于“赃”，仅用一字就做出了精确的概括，言简而意赅，足见其归纳抽象的认识能力；从分类和具体罪名的排列上看，前后有序，浑然成体；而惩治的重点又十分突出，先治官后治民，先实权官后一般官，先重赃后轻赃，最后以坐赃拾遗补缺；从律文上看，虑事周到，规范详尽，巨细无遗。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它不仅总结了唐以前历代王朝的立法经验，也为唐以后历代王朝所效法。宋朝的《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明朝继承了唐律，且有发展。它沿用”六赃”罪名，提高其在法典中的地位，将其纳入第一篇《名例》中，作为法典的原则，律首还附有“六赃”图，并依据犯罪主体的不同，将盗区分为监守盗与常人盗，以示重点打击官员盗窃行为。同时，有关官员赃罪的律文较前大为增加，规定更加全面、细密，仅“受赃”就专列一卷。如同《宋刑统》是唐律的翻版一样，清律是模范明律而成的。有理由说，重视赃罪特别是官员贪赃罪的立法是中国古代法律不间断的传统。
    与古代赃罪相比，现行刑法有明显的缺陷。比如，现行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本是个很高的概括，本应包含很多内容，然而“贪污贿赂罪”却排除在外，似乎不属于侵犯财产罪，而实际上，无论古今，也无论对国有财产或私有财产，都是极为严重的犯罪。结果本章题目虽大，却内容单薄，如同矮小的身材戴顶特大的帽子，显得极不协调。贪污贿赂罪的主体基本是官员，如考虑到该罪的严重性，将其单立成章也未曾不可，但在编排上却列为第八章，与性质相同的“侵犯财产罪”相比措后三章，中间夹杂两章性质不同的犯罪，这种编排缺少必要的逻辑性，有害于刑法分则体例的有机整体性。不光是逻辑体例问题，更重要的是立法精神问题。刑法中各章的排列既体现立法技术，也反映立法意图。越是重要的社会关系越需重点保护，越侵犯重要的社会关系罪行越严重，越要重点打击，越排在法典的前面。在这个问题上，无古无今，古今相通。唐律分则的第一篇为什么是《卫禁》？卫者，宫廷警卫也；禁者，关津要塞之禁也。皇帝和领土安全最神圣，故为首篇。为什么1979年刑法分则的第一章是“反革命罪”？因为由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最神圣。为什么1997年刑法分则的第一章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因为国家最神圣。可见以官员为基本主体的贪污贿赂罪虽独立成章，却不是为了突出其地位，以示重点打击，而是摆在无足轻重的位次上，拉开与“侵犯财产罪”的距离，有意或无意地割断二者的联系；既然有关官员的贪污贿赂罪独立成章，那么，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也就基本上排除了官，其基本主体是民。这不仅意味着官民同样侵犯财产却适用不同的罪名，也意味着侵犯财产罪主要与民有关，与官的关系不大，治民先于治官，治民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这与古代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