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惩贪与治盗的宽严比较(9)

    古代的官物需要特别保护，今天的公物更需要特别保护，因为从理论上说，公物乃人民的共同财产，不同于古代的官物。官物的主要侵犯者是官员，公物的主要侵犯者仍是官员，因为官员仍有权征税，组织管理公有经济，守护公有财物，并负责分配和使用。如果古代官员侵犯官物是重罪，处重刑，平民侵犯官物是轻罪，处轻刑，今天官员侵犯公物则理应罪更重，刑更重，人民侵犯公物则理应罪更轻，刑更轻。原因很简单，公仆们侵犯的公物是他们的主人——人民的财物，而人民侵犯公物无异于自家人侵犯自家的财物，岂有仆犯主而刑轻、主自犯而刑重之理！自古及今未曾有也。而事实上却适相其反，贪污虽多，处刑却轻，盗窃虽少，处刑却重。这将诱发官员贪污，使官员得寸进尺，由小贪而大贪，由大贪而巨贪，由个别性贪污而规模性贪污，由规模性贪污而整体性贪污。既断送官员的个人前途，更侵犯公共财物，又激起民愤，影响稳定。不仅不如古代，还有违宪之嫌。现行宪法第12条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不是法律术语，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神无时无处不在，无所不能；通天通地通鬼通神，无所不通，谓之圣。视公物为神圣，那就意味着连一根毫毛都不能动，即便邪念也是一种亵渎。然而现行刑法的规定远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它是合宪的，那就必须对宪法作出新的解释：所谓公共财物神圣不可侵犯，对于平民盗窃和官员贪污使用不同的量刑标准，处以不同的刑罚，前者从严从重，后者从宽从轻，对民比较神圣不可侵犯，对官则可以随意亵渎。果真如此，宪法一开始就不应作出这种规定，现在就更没有保留的必要。这样的解释无疑是荒唐的，不能被接受，一部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法，岂能如此宽待公仆严待主人！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违宪审查，以维护宪法的尊严，确保人民公有财物的神圣性。
    （三）平等性
    古代没有平等的概念，更没有平等的理论，但法律中却有平等的精神；平等已成今天的口头禅，但法律中有些规定却很不平等。
    说古代法律维护官员特权并没错，但没什么意义。无古无今，法律总是或多或少或这样或那样维护官员特权。做官要有做官的好处，如果进入官场如同进入刑场一样，就用不着察举、荐举、推举、科举、选举等高成本的程序了，也就没有买官、要官、跑官乃至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守卫政权的怪现象了。“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乃千古实话。没有好处偏去做官，既违背人性，更违背官性，非愚即诬，非自欺即欺人。官与民相比，官永远是少数，从多数中产生出来的少数官员，不管是治民还是为民办事，不管是为民做主还是充当民之公仆，总应该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贤能之辈。好人做官，做官办好事，办好事有好处，合情合理，非常平等。此其一也。
    然而，人是自利性且具有高超智慧的万物之灵长，古往今来还没有找到彻底杜绝坏人做官的方法，也没有找到彻底杜绝好人做官不变坏的方法。坏人做官行恶，贻害无穷，好人做官变坏行恶，又何尝是例外！因此，无论好人坏人，只要做官就拥有权力，更负有责任，既享受特权，更承担义务。权力与责任、特权与义务相辅相成，相互制衡，既统一又平等。无责任的权力无法无天，无义务的特权必生腐败。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古代法律一方面优待官员，一方面又强化其责任与义务，官员一旦贪墨、贪赃、盗窃则以重刑候之。今则官员贪污量刑标准过宽，刑罚过轻，权力有余，责任不足，权力与责任失衡，其平等性不如古。此其二也。
    古代重身份，今天也不能没有身份。自古及今，官民都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官有特殊的身份，民则没有。由于身份不同，官民犯同样的罪，处同样的刑，那就不能称作平等，而是无视身份的均等，均等是对等差的否定，是极大的不平等。无论怎么讲，只要讲理，官民犯同样的罪，应对官从严从重，对民从宽从轻，这才是平等。古代的法律正是这样，官民犯同样的盗窃罪，对官的刑罚远重于民。今则不然，贪污的量刑标准宽，刑罚轻，盗窃的量刑标准严，刑罚重，不仅不平等，干脆是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