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学新论》中，夏书章进一步指出，为了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要做的事情很多。一是搜集材料，搜集行政管理学的材料；二是调查研究，包括总结经验在内，这是了解实际，吃透自己的必由之路，而没有这一条，理论联系实际就有落空的危险；三是拟定计划，打乱仗、打“游击”式的学习显然不及有计划的学习；四是给予方便，在职干部在做好本职工作时，如能在时间、经费、组织安排和辅导力量等方面得到学习方便是难能可贵的，会更易见效；五是要有所鼓励，对经过学习能改进工作者应有所鼓励，还可以考虑将学习成绩纳入考核内容[4]39。在行政管理研究中要参考理论的、历史的、法学的、比较的、心理学的、案例的、计量等方法。应将现代科学技术为行政学研究和行政管理改革、建设服务，现代科技中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先进理论应在行政管理研究中受到普遍重视和应用。
(三)研究内容
夏书章关注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在他所从事的研究中，一方面，研究行政管理的一般性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行政组织、行政计划、行政领导、行政协调、行政决策、行政效率、行政监督、财务行政等问题；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结合中国实际背景研究中国的行政管理问题。在这方面，夏书章主要集中在对行政管理的概念阐释、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行政学体系化的建构，而其中关于人事行政、行政立法及行政道德的论述为人称道。
1.对行政管理学汉译和概念问题的阐释
在中国，关于公共行政、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这些概念的异同一直争论不休。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含糊不清，在夏书章看来，这是由于汉译问题引起的。行政管理学这门学科引入的英文名称是PublicAdministration，夏书章指出，Administration是多义词，可能有十几种解释，译为“行政”或“管理”均可。本学科译作“行政”是因为当时主要研究行政工作，内容拓宽是后来的事。“公共”亦因不言而喻而省去，中文、日文都是如此。时下所称“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应是同源异译。“PublicAdministration和PublicManagement两个一样，都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这个词是我们历史原因翻译的，怎么办呢，也不能停掉，我们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来了一个中国处理办法，就是把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行政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下的二级学科，当我们用英语的时候，都用PublicAdministration，你用PublicManagement也可以。”[8]
在说明了PublicAdministration的汉译问题后，夏书章又对行政管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明确地指出，根据实际情况，行政管理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行政管理虽狭更广，因为政府处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地位，其管理无疑是涉及面最广和最具权威的管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管理，其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现宪法目标和国家职能重任，非认真研究、认真改革不可；广义的行政管理虽广犹狭，它包括除政府工作外，在企业、事业单位、群众性团体以及立法、司法机关中，也无不存在被称为“行政”或实际上属于“行政”性质的工作。由于此种“行政”工作总是同领导者相伴随，所以在各单位(特别是办公室)也事关全局和全过程，但无论如何，其管理活动总局限于某个局部或某个单位，面是狭义的。夏书章对于行政管理学概念的分析，“既深化了行政学的内涵，也拓展了行政学的外延”[7]。
2.关于政治和行政关系的辨析
夏书章很重视政治和行政的关系。首先，他强调行政离不开政治，“行政终究要根据一定的政治任务和目标来考虑、来行动，所以，不管怎样，行政学要完全摆脱与政治学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行政也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他们的学者不能不承认这一点”[10]，“尽管行政学一向被认为是政治学这个大学科领域中最为实际的方面，但它毕竟不能完全无视或不管政治、决策、大政方针问题，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行政学的深入研究，必然要触及和涉及各国的国家性质和现行政治体制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这是不以人的意愿、兴趣为转移的。”[4]17他认为，“谈行政，首先要弄清所行何政，当行何政，根据我国国情开展研究，我们所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这是研究的出发点”[10]。
其次，夏书章也认为政治离不开行政，在他的著作《行政学新论》中，夏书章深入浅出地分析道：“我们通常所讲的‘政治’一词，把‘政’和‘治’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政要落实到治，‘德政’、‘劣政’都要通过‘治’来证明，有政而无治，还是空的。治得不好，一塌糊涂，就要被看作是腐败的政治，所以，‘政’离不开‘治’，并且只有通过‘治’来体现和检验政。这里的治就是行政管理”[4]3。
3.人事行政研究
这是同组织机构直接相联系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事行政学或人事管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夏书章在自己的多部学术作品中提到人事管理，在他看来，人事管理是一项历史悠久，极其普遍、非常重要而又难度很大的工作，“得人才者昌，失人才者亡”，“要事业有所成就，必须爱才、惜才、求才，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注意人才问题，所以，我们说人事管理问题，人事工作，是一门大艺术、大学问、大科学”。夏书章认为：“全世界行政学研究中的共同趋势之一是强调人事管理，大多数国家的行政改革，都伴随着人事(或文官)制度的改革，就表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人事制度好了，行政改革也就好办多了，所以，人事管理是举足轻重的事情。”[4]18
夏书章多次强调人事管理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人事管理中要大力抓培训工作。一方面要培养一支庞大的高水平的专业队伍，以充实师资和科研力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轮训大量在职干部。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为什么要进行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建设以及怎样进行这个建设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想法和意见。为了推动人事管理的研究，夏书章还著有《人事管理》一书，详尽地阐述了人事管理的重要性，谈到干部的四化建设、干部的考核和奖惩、各类工作人员的选拔、人事管理中人才规划和预测、人事管理立法、人事编制和机构设置等问题，为人事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想法，他认为，“选贤任能、知人善任、用人之长、使人尽其才和发扬人才优势是人事管理的根本任务”[11]55。夏书章在人事管理研究中的成果，对于改善中国的人事管理工作和促进人事制度改革产生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行政管理研究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