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行政立法研究
在上世纪80年代，夏书章就指出：“在法律科学的各部门中，格外显得落后于形势发展的，恐怕要算行政法研究的工作了”[5]247。他认为，在理论上，国家机关的执行与指挥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一般应由行政法来调整。在法的分类方面，行政法通常都是紧接着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之后的。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而组织与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因此，在顺利与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国家职能方面，行政法起着巨大作用。“无论从国家与法的理论、革命与建设实践、国家生活与人民福利等方面来考察，行政法之应被放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我们应当予以行政法科学研究工作以足够的重视”[5]250。“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应像刑事、民事一样，要依法办事，就必须有法可依。”[5]257有了明确的行政法规，以后对工作的检查、督促便有所依循，不符合规定的行为就可以得到纠正，遇到扯皮和侵犯合法权益的事，就可以诉诸法律(有的国家为此成立行政法院或类似的司法、半司法性质的机构)。机构重叠、职责不清、相互推诿、效率不高等现象，也可以避免或减少。
如何加强行政法研究工作？夏书章指出：“和进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行政法科学研究工作也并非为研究而研究。”[5]254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所提到的涉及行政法科学的各种问题，加以研究和解决，并协助实际立法工作，从而加速与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这是行政法科学工作的光荣职责。“把行政法科学研究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密切联系起来，是行政学科学研究工作的首要条件。”[5]254他说，我们需要确立中国行政法体系。夏书章看到了行政法不是孤立的一门科学，它与其它法学部门有密切联系，因此，夏书章主张增加法学研究“据点”很有必要，除了设立法学研究所之外，还要开办法律学系，成立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法学研究机构，更好地推动行政法学研究。
针对当时中国行政法规还很不完善的状况，夏书章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下面几点意见：(1)在机构改革中要明确过去哪些有法，哪些没有法，或规定得是否明确，是否适合现在的形势需要；(2)继续研究新的问题，不断进行改革；(3)要把机构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固定下来；(4)行政法也应该有个诉讼法作为实施的保证，行政管理上出了问题，也可以打官司，诉诸法律；(5)从一般工作人员到行政首长应有个法律观念[5]273。此外，夏书章还指出，在行政法方面，也存在教材问题，行政法教材尤其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合乎国情，要统一教材。
5.行政道德研究
夏书章比较早就关注行政道德问题。“各行各业都要讲职业道德，行政管理更应该注意，这是工作任务及性质所决定的。”[4]22夏书章指出，行政道德在某种意义上，比一般职业道德更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目的和任务，不仅在目前涉及千家万户，而且在今年后影响千秋万代。所以，从业人员特别应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光荣感，这些都属于道德范畴。“行政管理干部光是奉公守法还不够，还要对所担任的工作意义有认识、有感情、忠于职守、精益求精。”[4]35行政管理人员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才能做好工作，其它就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
关于行政道德，从原则上来考察，夏书章认为有几点是经常应予考虑的：(1)有明文规定的事情，必须自觉地遵守和执行。(2)尚无明文规定可以灵活处理的事情，仍需按原则精神，妥善处理，不能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尤其不可借机徇私舞弊、钻规章制度的空子。(3)在有监督的情况下，谨慎谦虚，接受监督，以求把工作做得更好。(4)在无监督的情况下，勤勤恳恳，决不懈怠。行政道德水平正是在无规定、无监督的情况下更容易体现出来。(5)自觉、主动、积极的做好事，并热情、鼓励、支持、帮助别人做好事[4]171-172。夏书章认为良好的行政道德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他提出，行政道德固然要从本身做起，但绝不是要求“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新型行政道德要求我们注意到事情的狭义(个人)方面和广义(公众)方面”。总的来说，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使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精神风貌合乎四化建设事业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培养道德精神。
三、“瞻前顾后”与“左顾右盼”
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夏书章一方面通过自己敏锐的目光，通过自己的研究来促进行政管理学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又不断的超越自己，拓展出行政学新的研究领域，从而推动行政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面对这种初创时期行政学研究呈现的繁荣情形，夏书章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他勉励同仁们为创建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及其普及和提高而继续努力。其后又强调“时代在前进，学科在发展，我们应当永远继续努力不断上新台阶”。他认为：“我们所从事的是行政管理专业。若问所行何政和所专何业，回答是，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须勤政、廉政，专为人民服务当好社会公仆之业，应敬业，乐业”[3]序言，6。
进入世纪之交，夏书章于1998年谈及世纪之交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行政管理学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要注意这些问题：(1)行政科学的发展要注重其可行性、可操作性，忌发空议论，务求廉洁高效；(2)应对本学科的理论、方法、地位、作用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加强计量方法和案例研究；(3)待着重研究的领域如政府职能、城市管理等，前沿问题如提高效率和公务员素质等，特别亟需加强研究全球性问题，如贪污行贿、跨国犯罪以及环境保护之类；(4)与本学科相关的新兴学科，多与自然、技术、社会和人文科学交叉和渗透相联系；(5)21世纪，目标管理、行政决策、依法行政、信息技术、咨询活动等，均将提上重要日程开展专题研究，以求行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满足广大人民期望[12]。
夏书章被誉为“中国MPA之父”。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他提出并呼吁引进MPA制度。他认为，随着加入WTO已成定局，使得公共管理队伍及时加强和改善的需要日益紧迫。在他看来，公务员素质的提高是行政管理的一件大事，引进MPA模式有助于提高我国公职人员的整体素质。正是在他的带领和努力下，2001年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在部分大学试办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教育。此后，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开办MPA，到目前已发展为100多所。这大大地推动了我国行政管理教育事业的发展，潜移默化地推动着政府管理水平和其他公共事务管理水平的提高，使政府机构改革发挥出最大效应。面对MPA教育在中国的如火如荼，夏书章指出，MPA教育有待提高，要继续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在提高质量上多下工夫。他用严谨的学术精神为MPA在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在夏书章的努力下，MPA教育在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行政管理学教育实现从间接的提供知识到直接的实践者培训，从而进入决策和管理的深刻转变，大大缩短了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距离，这也成为社会实践推动行政管理学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