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的研究(3)

　　法律界人士普遍质疑非独立法人地位的理事会的合法性，认为不是法律和章程意义上的主体，不具备管理职业联赛的合法性。①中国足协在2014年提交足代会新的章程（讨论稿）中，没有明确理事会、执委会和执行局的合法性。目前涉及联赛的相关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仍然混乱，理事会如果作为职业联赛的行业运营管理机构，首先需要获得包括所有参与职业联赛的各俱乐部的共同授权，理事会成员和理事会主席人选必须由参赛俱乐部公开选举产生，而不能由中国足协以委派的方式指定，可以说中国足协提出和实施的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措施从根本上缺乏法律依据[4]。 
　　中国足协一直以来通过其章程将职业联赛纳入自己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并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机构和运行班子，直接负责职业联赛的规则制定、赛程安排和组织、俱乐部和球员注册、球员转会、裁判委派、财务管理、纪律处罚、纠纷仲裁和商务运作。①这一做法直接造成职业联赛长期管办不分的局面。媒体和网民普遍认为职业联赛的改革实际是利益关系格局的改革，在职业联赛发展改革上，需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职业体育的客观规律，使中国足球的改革能符合大众的利益，符合球迷的利益，而不是符合某一部门或少数人的利益。舆论普遍认为，目前实施的管办分离措施本质上没有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格局，是一种典型的“换汤不换药”的权宜之计。 
　　3）联赛管办机构重叠，职能交叉难以理清。 
　　中国足协关于职业足球联赛管办分离措施中，提出了理事会和执委会以及执行局负责对中超和中甲联赛的重大事宜进行运营管理，但方案提出由中国足协与地方会员协会牵头组建中超（中甲）联赛赛区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与执行局共同负责当地主场俱乐部的竞赛、场地、接待、安保、技术、球迷、新闻等组织和管理。该方案没有明确理事会、执委会和执行局的具体职责范围以及与中国足协内部相关部门的职责关系，也没有明确赛区委员会和执行局两者在赛事过程中组织与协调的具体职能和分工，客观上使联赛组织运作过程与关系更加复杂。 
　　依据管办分离措施的相关规定，中超公司接受理事会、执委会和执行局的领导，但在实施中中国足协又将负责职业联赛具体运营的执行局人员编制挂靠在中超公司，运作经费和人员工资由中超公司负担，造成执行局和中超公司在实际运行中相互交叉和矛盾重重。受这些复杂因素的制约，无论是执行局还是中超公司实际上难以有效地履行联赛赋予的相关职责，也难有各自在联赛运营中的独立运作空间。 
　　4）联赛经营长期垄断，利益诉求遭遇漠视。 
　　在中国足协的章程、相关的管理制度和实际运作中，一直严重存在着忽视各职业俱乐部作为职业联赛市场主体正常的经济利益和相关权益的合理诉求。①参与中超联赛的各俱乐部既是中超联赛的参与者，又是中超公司的股东。但俱乐部对联赛只有建议权和申诉权，没有决策权。中国足协2005年修改的章程中第45条关于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规定：“职业足球俱乐部在本会会员协会和本会相关专项委员会注册，参加本会主办的职业联赛，以市场运作为手段，以提高中国足球水平为目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3]这一规定把俱乐部投资参与职业联赛的目的仅仅局限于提高中国足球水平，明显抹杀了职业联赛的市场性质和职业俱乐部作为体育市场经济组织最基本的经济利益诉求。在涉及职业联赛的重大问题上，如俱乐部准入标准、赛程安排、球员转会、财务账目、收入和分配等重大议题上，各俱乐部基本上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中国足协长期掌控了职业联赛的经济利益分配的话语权，在中超公司成立之前，中国足协一直没有公布每年联赛的财务收支账目，自行决定联赛经济收入的分配。2006年成立的中超公司虽然是由中国足协、各俱乐部共同一次性出资组建的合资股份公司，并依法共同享有资产权益。但在章程第4条规定，中国足协是中超联赛产生的所有权利的最初所有者。在本条款和中国足协超级联赛商务管理实施细则中，中超公司只是承担中国足协授权的商务代理机构，并不拥有职业联赛以及商务资源开发的所有权。　　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职业联赛既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又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需要兼顾企业经营目标和社会效益，应该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和规范发展。①目前职业联赛运行各方的经济关系是混乱的，职业联赛投资人的权益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职业俱乐部的企业建设极不规范。中国足协长期以来以自身利益为核心，漠视职业联赛投资人和俱乐部的经济诉求是职业联赛规范发展的主要障碍，正是由于缺乏职业俱乐部合法权益保障的有效机制，制约了俱乐部作为联赛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无法依托俱乐部建立起职业联赛自身完善的运营机制，没有俱乐部的经济效益，难有职业联赛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