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类学“平等关系”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
人类学研究非常具有“平民性”，强调从被研究者的立场出发，深入某一区域长期观察，记载本地人的某些气质、习惯、礼节和民间故事等，重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与交流，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者把自己当成研究工具，是研究过程中的一分子；同时，研究者又极其尊重被研究者，在研究前征得被研究者同意，研究过程中如果被研究者感到不适或不愿继续进行，研究者都会尊重被研究者的意见而中断研究。这种科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在其他学科中是很少见的。一位研究者这样写道：“这一研究(研究者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使我第一次感觉到学术与生活如此贴近，每个人的经历又是如此的精彩。它使我深深地为这一研究方法的人文和平民精神所吸引……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人和做学问竟是如此的统一。”[27]在有些情况下，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者会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在与被研究者的交流中更好地体会被研究者的感受，从而更好地把握被研究者的情感波动、思想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贫富差距问题显得更为突出，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人类学“平等关系”有利于走近被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产生情感共鸣，在深度交流中获得真实的资料，在和谐、自然、纯净的意境中实现对研究过程的真实记载。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多是对弱势群体的研究，弱势群体的情感往往是脆弱的，只有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才能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单纯毫无尊严的经济资助或政策资助。在当前对贫困大学生阶层流动的研究、女大学生性骚扰的研究、贫困生资助体系的研究中缺少人类学视野，缺少对大学生内心世界的观察与深描。用人类学“推他及己”的眼光，通过移情式理解贫困大学生的处境，就能更充分地理解弱势群体的内心感受，就更有助于保护、维护弱者的尊严。在对女大学生性骚扰的研究中，也应通过更合适的方式来体验女大学生对“性骚扰”这一敏感话题的认知。只有在付诸情感、平等交流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实现研究的需要，任何强势话语都可能破坏研究的最终结果。
三、方法论：田野调查法及其对高等教育研究的适用性
田野研究指在长期的现场研究中，通过参与某个社会的集体生活，收集关于其传统思想、价值观和习俗的深入而详尽的信息[9]51-53。要了解事实的真相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只有对那些事实的详细记载和考察，才能把握事情的真相。长期性、参与性、深入性是田野调查的主要特点[28]。这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宏大理论、书斋范式”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研究重“理论”轻“实证”的研究缺陷。
(一)田野调查法“从下到上”建构理论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研究宏大理论的缺陷
在田野调查中，人类学一般采用“从下到上”，按照归纳的逻辑建构扎根理论。在研究过程中，人类学注重对原始材料的搜集，掌握一手资料，通过“深描”其中的细节，力求全面地展现被研究者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信仰等。由于研究者事先没有研究假设，资料具有原始性和真实性，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无法预料的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归纳整理就形成扎根理论。要了解事实的真相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只有对事实的详细记载和考察才能把握事情的真相。博厄斯(F.Boas)是运用调查方法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他经常把自己的学生赶出实验室，进行田野的实地调查工作。真正开创长期实地调查的当推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通过长期在新几内亚和特罗比恩岛的亲身观察和长期生活，深入了解到岛上异族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地调查方法对后来人类学的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29]。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于高等教育研究，弥补后者“书斋范式、宏大理论”之不足。人类学注重从“进入田野”开始，通过与研究对象的长期生活获得被研究者的信任，通过亲身的体验感受当地人的风情和生活经验，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然追求是一致的。
高等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院校治理、院校转型等现阶段研究热点都体现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导向，相关的宏观政策研究只有在深入院校基层、深入调查、长期观察、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只有通过这种“从下到上”的归纳过程，其建构的扎根理论才是可靠的，才是与高等教育实践导向相一致的研究过程。如陈向明的《旅居者和外国人》运用深度访谈、观察等方法对旅美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感情的酸甜苦辣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解读，是田野研究中较成功的案例。这种田野调查的方法其优点是不用特定的理论来套用资料，其观念和理论是在调查过程中形成的[30]。这不同于高等教育研究先有理论，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进行思辨分析的程式。归纳法是人类学，也是社会科学中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可以有效地避免教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和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演绎，使教育研究走向一个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
(二)人类学的微观研究可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立体、纵深研究之不足
微观研究是田野研究的一个具体方法，往往从某一个人、一件小事、小的问题开始，对某一个人在一定情景下的某一表现行为进行深描，可生动揭示一个人物在一定情景下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活动。这一研究运用于一节课堂、一位老师或一位学生的表现，对于课堂教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也可运用于对某一家庭、某个村庄、某个学校的调查，都能生动地重现我们需要了解的个案信息。潘懋元先生认为：“所有的宏观理论、宏观政策，只有通过微观的教学过程才能进入培养的实践。微观的高教研究有赖于宏观的高教研究确定价值，指明方向；而宏观的高教研究成果，只有通过微观的高教研究，才能转化为实践。”[31]
高等教育是一个系统，它是每个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每个教师和学生的活动都会影响到整个学校的发展变化，这就是典型的“蝴蝶效应”。只有关注每一个小的个体，才能有效地把控整体的结构变化；只有加强对个体学生和教师、对每一节课堂变化的研究，才能更深入了解高等教育整个系统的变化。如沃尔科特所著的《校长办公室里的那个人》(TheManinthePrincipal’sOffice)是微观研究的典型案例，研究者以校长这一个体为研究对象，从校长成长的背景、家庭、社区活动、妻子的看法等方面对校长进行全方位的参与观察，通过正式、非正式的接触对校长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另外还对校长的工作、社会化的过程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人种志调查，从而全方位地揭示了一个中小学校长的真实面貌。可喜的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研究，如王俊《遮蔽与再现：学术职业中的性别政治》，采用人种志的方法，观察、访谈、参与生活等，对女性学术职业的生存状态进行质性描述，诠释了不同阶层女性学术攀爬过程的艰辛[32]。微观研究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田野研究，运用归纳的范式，本着实践先于理论的原则，可有效弥补宏大理论缺乏实证研究之不足、书斋范式缺乏田野调查之不足，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走向科学范式的未来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