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等教育学科两个基本问题的反思与回应
反思高等教育学的三次大讨论，议题均涉及高等教育学科最基本的问题，即是否是学科？如何发展？
对于这两个问题笔者认同：一是在确认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的基础上要深入认识其中的学科判断标准、发展路径、学术利益、发展文化等问题；二是要系统认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坚持高等教育学发展要理论性和应用性并进。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是必须用新的学科标准来为高等教育是一门学科正名。当前拥有学科视域以及理论体系即可成为学科，这一标准应取代传统的要求独有对象、独特研究方法以及结构严密理论体系的学科判断标准。实际上传统标准更多是在自然科学中应用，并不适合人文社会科学，且随着学科分化和整合的发展，该标准已不断被否定和肢解。对于现在多数学科来说，既不可能满足对某对象实施独有垄断，因为各学科研究同一对象成为普遍；也不能保证研究方法独特，因为多元研究范式论和多种方法已在各学科中被使用，方法以服务于研究对象和实现研究目的来彰显价值，而非以独特为价值本位，也难以保证学科的理论体系是结构严密的。生物学以细胞、化学以元素为单位来建构结构严密的理论体系，但管理学、文学、历史学、体育学之类则难以实现。实际上，学科王国中既存在具有结构严密理论体系的学科，也有不严密理论体系的学科。前者多见于自然科学，后者常见于人文社会科学。所以，在知识层面成为学科只需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研究视角有独立性，即研究某对象具有独立的视野和价值立场。“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不是以所研究的不同社会活动来相互区分的，而是根据各自研究社会活动的独特学科视角来界定”〔12〕，这一标准也适用于自然科学；二是有理论并形成体系，即具有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体系。至于理论体系是否结构严密、是否成熟完善，则非必要条件。至于研究方法，事实上很多方法已为学科共用，所以方法可不再作为学科成立的条件。对照现实，高等教育学是从如何培养专门人才的独立视角来研究人这一问题，也初步建构了理论体系(如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成为学科的理由完全充分。
二是学科建设有不同路径认识，高等教育学走的是由外而内、内外兼进的新学科建设道路。在以前，学科建设传统路径是先完善内部知识建构，知识成熟后推进外部社会建制，这种由内而外、内外共进的建设路径可谓水到渠成。但对新兴学科而言，传统路径是费时低效的，特别当一线实践碰到某些难题，亟需快速形成学科化知识以聚力发展理论体系，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时，这一路径显得笨拙陈旧，难堪大用，故需要拓展新的建设路径。为此高等教育学尝试了新的学科建设路径，即在知识建构和理论体系还不太成熟完善时，通过成立学系、培养专门人才等外部社会建制工作，为学科正名，及时获得了发展资源，并推进知识积累和发展，这是一种由外而内、内外兼进的建设路径。我国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基本上也采取这种建设路径。故而，以抨击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路径不符合传统，进而否认其学科地位实则没有道理。当然应承认这种建设路径存在缺陷，即由于高等教育学获得了社会建制及学科正名，生存危机不再那么强烈，因此可能衍生知识学科化和系统化的惰性。再者，在现代社会，知识学科化后容易被裹挟于解决实践问题的潮流，因此高等教育学偏好实践问题研究和政策研究，追求“短、平、快”的知识成果，容易分散和削弱对本学科基本理论知识的研究。
三是认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不仅涉及了学术性问题，也与学术利益有关。在学术性方面，学科与研究领域在知识发展取向上有所差异，前者重视知识积累以及知识体系化，后者重视跨学科研究和实践取向，但并无证据表明两者在学术水平有高低之分；在学术资源分配方面，学科与研究领域在我国获得的待遇则有天壤之别。“我国实行以管理、控制、引导为主的学科发展制度，国家握有学科准入、发展以及确定学科等级的最高权力，国家权力是学科合法化的认定主体，可使学科在短时间内迅速合法化且大规模发展。”〔13〕如果高等教育学不能进入政府的学科专业目录而只是一个研究领域，则会失去政府各种经费支持，专业建设、学系发展和学术人才培养等工作遥不可及。这对研究者和学术共同体而言是一种沉重打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而，高等教育学在社会建制上成为事实学科以后，虽在学术上亦认同高等教育可以作为研究领域，却仍然孜孜以求其必须作为学科存在，甚至谋求一级学科地位，原因就在于谋求“学术利益”，既有学者个人的利益，也有学者团体的利益。倘若失去学科名分，高等教育学已存在的学派、学术团体、学术人利益格局将动荡不堪，甚至面临利益和研究阵地沦丧。一言以蔽之，是否学科除了关乎知识发展方式外，更重要的是与学术共同体的利益有关。所以在分析高等教育学是学科和努力成为一级学科时，要求本学科研究者坚持价值中立很难完全保证，其行为的利益驱动性也难以回避，故容易出现他人、他学科对高等教育学人的研究行为“是利益自谋，而非坚守学术逻辑”的指控。高等教育学科人无法否认，也无需否认这一点。因为学术与利益天生就是捆绑在一起的，知识划界成为学科的过程也是利益分配格局同步建构的过程。换作别的学科，在对其学科生存和发展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时，也将与高等教育学一样面临相同的利益自谋问题。
四是高等教育学作为学科发展与学术传统和学术信仰有关认识。我国在学术研究上素有“学科”“系统化”的情结偏好，学科、体系与非学科、非系统化是“正统”和“野路子”的区别。即便两者可能没有学术水平优劣高低之分，犹如历史学上“正史”和“野史”的区别，但在情感上对学者来说是有分别的。学科意味着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学术信念的秉持以及研究成果更容易受到外界认同；反之，称不上学科的，很难形成规范化的学术圈子以及学术信念。正是这一研究性格，决定了中国的学术研究偏好知识的学科化。高等教育学成为学科并历经近四十年的发展，理论体系虽并非完全成熟，但在指导实践方面做出了贡献，知识学科化的价值受到政府及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认同。在学科内部，潘懋元、朱九思、薛天祥、文辅相、杨德广等一批“卡里斯玛”人物成为学科标志，聚集形成了稳定的学术群体和风格有异的学派。如此，不承认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并不符合我国学术传统。若以“欧美国家认为高等教育只是领域，而非学科”的逻辑来否定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更是不合时宜之举。它无视了我国的学术研究传统，更重要的是，其坚持西方学术中心主义情结与自我殖民的行为，这与当今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崛起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