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思路转变的另一个要义是将关注点回归自身。早在1969年，铂金（Perkin，H.J.）就揭露了大众对于大学的另一项指责：“它们准备对一切进行改革而不去准备改革它们自己。”[9]相比之下，高等教育学当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经常针对宏观的高等教育问题呼吁改革、提出建议，却有意或无意间忽视了自身的改革。这也导致现在很多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在本校没有存在感和影响力，甚至连本机构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都没有做得足够好。试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遑论服务高等教育实践，又何谈校方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视？对此，潘懋元教授曾经批评道：“坐而论道实际上既无助于理论联系实际，也无助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19]因此，高等教育学亟待将视角回归自身，先内修自身而后再谋治平。
三、知行统一：高等教育学内修之道
从现实看，高等教育学虽然以高等教育为专门研究对象，但并不必然就有一流的“高等教育”水平。相反，不少大学的高等教育学科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与其学科特性相符的专业性。从根本上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知行分离，即高等教育研究及成果与自身高等教育实践的分别与疏离。因此，高等教育学欲“先善其身”，亟待将知行统一起来。
（一）高等教育学知行统一的双重意蕴
所谓知行统一，是指认识、知识与行动、实践的统一。对高等教育学而言，就是指高等教育研究及成果与自身高等教育实践的统一。它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学以自身的高等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解决本学科发展与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积累和丰富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表现为积极将高等教育研究取得的成果运用到本学科的一系列工作中，推进本学科的改革与发展，同时又进一步修正、补充和完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向纵深推进。就知行统一的根本目的而言，是努力发挥高等教育研究对本学科的促进作用，推动本学科实力与水平的提升，从而实现先善其身、先保其身的结果，并进而实现服务高等教育实践的理想。
可以预想，当高等教育学具备知行统一的品质和习惯时，它将首先关注自身的教育教学、师资建设、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而不是一味想着服务高等教育实践，因此将直接有助于自身境况的改善。与此同时，它不仅将在实践基础上取得高质量的认识成果，从而证明自身的学术水平，而且因为其理论是真正建立在自身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了运用和检验，所以会增加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尤其是中观和微观高等教育实践的实际能力，从而增强自身的专业自信，也不再受他人“只会纸上谈兵”的诟病。可见，如果高等教育学能够做到知行统一，它不仅善于言，而且敏于行，这样的学科其实力与水平自然不会差。
（二）高等教育学知行统一的必要与可能
从必要性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学之所以没有在人才培养水平等方面表现出比较性优势，除了缺乏将知转化为行的意识和能力之外，还与研究取向密切相关。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往往侧重于宏观的理论研究，而对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微观研究重视不够[20]，而且这种不够不只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微观研究不够，还包括对自身的微观研究不够，如怎么克服高等教育学传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惯性、针对应用型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进行课程设计。然而，微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有赖于宏观的高等教育研究确定价值，指明方向；而宏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只有通过微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才能转化为实践[20]。如果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而不对微观问题进行研究，就缺失了一个转化为实践的中介，或者因为太过宏观从而无法指导实践。因此，要想达到高等教育研究促进自身高等教育实践的目的，就必须完善研究取向，将本学科的实践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同时，只有充分达到了知行统一，高等教育学在服务高等教育实践时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既研究高等教育，又在从事高等教育，却连自身的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等工作都没有做好，这既无法服众，更不可能让其他人接受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与说辞，这就丧失了高等教育学作为应用科学对高等教育实践的服务作用。因此，高等教育学应有“讷于言而敏于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君子品格。
相比其他学科，高等教育学实际上更容易做到知行统一。究其原因，除了因为研究对象与实践对象高度同一之外，还因为高等教育研究者往往也是高等教育的实践者。正如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奥立奇·特曲勒（UlrichTeichler）教授所言：“高等教育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以及研究者与实践者身份的重合。”[21]显然，在这两者当中，身份的重合是根本，因为它随之带来了研究与实践的结合。这种重合是很多学科并不具备的先天优势，因为“研究者与实践者角色的重合决定了他们不仅便于从教育教学或管理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究，而且有助于他们理论联系实际，提升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同时还赋予了他们在教育教学或管理过程中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的一定的权力和空间”[22]。
（三）高等教育学知行统一的方向与路径
根据知行统一的意蕴，高等教育学先善其身的方向与路径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其一，由行至知，即自觉将本学科的高等教育实践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本学科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其二，由知致行，即积极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用于自身的实践，或者在自身的实践中践行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以高等教育学的课程改革为例，王洪才教授认识到，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而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尤为突出，因为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高校工作越来越难，从事专门的学术工作更是极为困难，这要求研究生培养必须实行分流并把培养重心转向应用型人才培养，而要实现培养模式的成功转型必须从课程教学改革探索入手[23]。为此，王洪才教授没有仅仅停留在问题分析与改革呼吁之上，也没有寄希望于他人，而是认识到了高等教育研究的使命与责任，从他自身承担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和“教育哲学”课程开始了自己的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从结果来看，这种改革不仅促进了研究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通过对行动研究的梳理与反思，加深了对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思考，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可见，如果每一所大学的高等教育学科都能积极将知与行统一起来，不仅将推动培养模式改革，提升培养质量，而且将丰富学科研究成果，提升学科实力，这对克服学科危机既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