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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扎根中国大地：特殊教育学中国化的回顾与前瞻
高宇翔、买合甫来提·坎吉
［摘要］特殊教育学中国化既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实现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扎根中国大地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其发展进程和方向，基于对文献的分析，将特殊教育学中国化分为前学科时期的文化奠基（1840年以前）、西方特殊教育经验的中国化（1840—1910年）、特殊教育学的中国化创建（1911—1948年）、特殊教育学的社会主义重构（1949—1977年）、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初现（1978—2016年）以及新时代（2017年以来）六个演进阶段。研究表明，中国的特殊教育学并非一种全然的“舶来品”，而是深植于中国土壤、始终依靠中国主体性，交融中外理论与实践而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中国化；特殊教育学；特殊教育史；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大力倡导的“坚定文化自信”以及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为当代教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教育学较早成熟于西方[1]，对其中国化既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实现教育实践与理论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必要路径。作为教育学分支的特殊教育学亦肇始于西方，是一门研究感官缺陷、心智障碍、智能超常等有特殊需要学生的普遍教育规律、原则和方法的科学[2]。基于历史视角，申仁洪从古代、近代和当代回溯了中国特殊教育工作的变迁[3]，雷江华以1978年为界将中国特殊教育学科的成长分为萌芽起步和发展深化两个时期[4]，冯元、俞海宝分析了新中国特殊教育政策的演进[5]，李尚卫则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讨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特殊儿童义务教育的发展阶段[6]。
上述研究还未充分体现对特殊教育学中国化的含义、进程和规律的关照。参考教育学中国化的概念，特殊教育学的中国化可界定为：在中国本土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从国外引进的特殊教育学进行改造，使之发展与中国社会的联系，进而符合中国特殊教育工作的需要、指导中国特殊教育实践的过程[7][8][9]。特殊教育学是如何在中国扎根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历程，其发展走向如何？本研究期待通过进一步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探讨特殊教育学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从而更好地理解以上疑问。
一、1840年以前：前学科时期的文化奠基
中国特殊教育的思想和早期实践孕育于原始社会，萌生于封建时期，为后来引进国外特殊教育学并使其中国化提供了得以扎根的文化沃土。一方面，中国素有仁爱宽厚、扶助贫弱的文化传统。《礼记·礼运》主张“天下为公”，保障残疾人的生存权；《论语·子罕》记载孔子遇到盲人“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荀子·王制》提出有身体缺陷的人“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这些观点体现的就是古人对基本社会正义和仁义道德的思考，表达了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关怀，以及兼容并蓄、关注差异、因势利导的实践指针。
另一方面，中国尝试了早期的特殊教育实践探索。商周时期盲人就能在“瞽宗”接受教育，这被认为是国际特殊教育实践的创举[10]。孔子践行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倡导教育对象应有包容性，教育内容应有灵活性。超常儿童的教育在封建社会更受推崇，家庭和学塾培养出的拥有智慧计谋、擅长诗赋属文、谙熟道德礼仪的“神童”有更多机会通过考选被政府任用，成为国家社稷之栋梁[11][12]。但是，彼时中国零星开展的特殊教育大多架构在迷信而非科学的基础之上。春秋战国后期，统治阶层礼崩乐坏，盲人教育便衰落下来，其他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情况亦甚为少见[13]，他们被认为是遭因果报应所致[14]，常遭误解和偏见，人们相信其“自来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15]。对残疾人的认知偏误与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之间的碰撞，生发了“养而不教”的工作形态，这种重“养疾”而轻“教化”的迷思，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禁锢了残疾人社会融入和特殊教育勃兴，使中国封建社会难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和特殊学校”[16]，特殊教育长期处于前学科时期，缺乏“理论上的自觉”[5]，其范畴没有被划分，也没有形成专门研究和著作。
二、1840—1910年：西方特殊教育经验的中国化
特殊教育学中国化在这一阶段突出表现为：西方特殊教育实践经验和理论传入中国，外国传教士成为在华兴建特殊学校、推动特殊儿童教学法中国化的主导者，中国特殊教育的主体性开始觉醒。
18世纪中叶，世界第一所聋人学校、智力落后学校和盲人学校相继在法国成立，其实践成果证实残疾人教育是可行的。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打开国门学习国外先进文化和技术，特殊教育经验随之涌入[16]。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卷下》中介绍，特殊学校中聋、盲学生分别采用“手调音”和“凸字书”作为学习工具，是国人对西方特殊教育经验的较早学习。
外国先进文化的冲击催生出国人兴办特殊教育的省思，然而希冀在国内全然“照搬”西方特殊教育的尝试多以失败告终。1859年，洪仁玕借鉴西方经验，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创建特殊学校的首个方案“兴跛盲聋哑院”，但由于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完全推倒”[17]，特殊教育的文化根基被倾覆。于是，人们又将“留美幼童”视为归国办校的“合适人选”[18]，他们生活在美国聋人学校发源地——哈特福德，接受过特殊教育思想熏陶，但受多方条件制约，这种期待也未能如愿。
外国传教士主持了特殊儿童教学法中国化的最初过程。国内早期的数十所特殊学校主要由传教士创建，他们将先进的西方特殊教育经验直接应用于中国实践，将盲、聋儿童的收容和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并逐步根据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教学法的调整与改良，这在特殊教育学中国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突出成果有基于北方官话的瞽叟通文和盲人教学法、基于鲁东方言的聋人手指语和口语教学法等。记录上述成就的著述《中国盲字的发明人》（1898）和《启哑初阶》（1907）分别以传记和教材形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