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细究起来，费尔巴哈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他关注的是宗教问题。而事实上，费尔巴哈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对于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这个精神的对象的反思得来的，他用的是发生学意义上的还原法，即从现有的对象出发进行起源的追溯。费尔巴哈对于本质进行确证的基本理论是对象性理论。在他看来，人必须经由自己的对象为中介才可以意识到自己、形成自我意识。他的理论渊源是费希特。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引用费希特的话说，对象并不呈现在自我之中，而是呈现在被自我设定的非我之中，是自我在活动之中受到阻碍即在感觉中才被意识到、才产生客观性的观念。[4]166这就是说，自我的对象是自我形成自我意识的中介。这一理论起始于康德，是康德在反驳对他的唯心主义的指控时提出来的。[5]203即“我思”必须通过外感官的对象才能够被确证为事实的存在。但是，费尔巴哈对于人的本质的确证与其对象性理论并不完全契合。因为，既然人的客观本质是感性的社会生活，显然，人的本质的真正的确证应该从社会生活着手才是最为恰当的。马克思显然充分意识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有明确的体现。马克思因此才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理解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只能将人的本质视为单个人的抽象物，视为把许多个人联系起来的纯粹的自然普遍性，而不能真正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人的本质。这当然不能说费尔巴哈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承认理性等心灵的力量是文化的产物、社会的产物。[3]113而他之所以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更进一步，是由于他对于社会本身的研究十分有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因而其唯物主义与历史彼此完全脱离的同时，也肯定费尔巴哈“达到了理论家一般所能达到的地步”，肯定费尔巴哈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1]177。顺便说一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并不都是在贬义上用哲学这个词的，此为一例。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较之于费尔巴哈在理论上更进一步，主要得益于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也受益于黑格尔法哲学的启迪。我们知道，正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才意识到现代国家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并且将政治国家之所以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目的归因为市民社会所产生的利益因素、归因为私有制的影响。然而在对市民社会的理论研究及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同时也看到了财富的积极的一面，并试图将费尔巴哈的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物质生产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者说，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到了劳动、社会生产对于人的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从对现实的批判中发现了未来社会的因素、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发现新世界的可能性。马克思将经工业而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视为人的本质力量、“我思”的对象化，同时，他也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中确证了人的本质的无限性，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清晰的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指出：“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6]479-48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张应通过互相交替的方式代替“承担一种社会局限职能的局部个人”，并用赞赏的语气引用一名能够从事多种职业的在美法国工人的话说，“觉得自己不再像一个软体动物而更像一个人了”[7]561。正因为人的本质、“我思”具有无限性，才凸显出具有局限性的局部个人的问题所在。
由此可知，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这一唯物史观理论起点内在地包含了人的本质、“我思”，这也是生产力的核心内容。或者说，唯物史观的理论起点是唯物主义中介后的“我思”。这里的“我思”被界定为现实的人类的“我思”，而物质生产这一感性活动是“我思”的对象性活动，其结果就是“我思”的确证。以中介过的“我思”作为理论的起点，这样类似的做法其实是有先例的。比如，黑格尔的《逻辑学》尽管是以“存在”而不是“我思”为开端，但《逻辑学》本身就已经是经过中介的产物，而黑格尔哲学真正的起源地《精神现象学》，恰好也是以“我思”为理论研究的起点。以经过中介的“我思”为理论开端，这就与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对于无条件确定性的科学的开端的研究衔接起来。就此而言，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就可以为唯物史观理论起点的必然性提供保证。事实上，以无限性为研究对象的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一直就以建立一个绝对必然性的科学理论体系为目的。因此，对于同样以现实的无限性为研究对象的唯物史观来说，正是哲学赋予了唯物史观理论起点的必然性，并为整体的唯物史观的理论结构的必然性提供了可能。因此，如果有人质疑唯物史观起点的选择，那就请他先反驳完自笛卡尔以来直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之后再说吧！
二、哲学为唯物史观提供了概念框架
里格比认为：对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并不能证明社会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也不能证明生产在解释社会方面的首要性。因为定义并不包含相对于其他要素的因果关系。[8]112里格比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生产力并不只是技术能力，因此他看不到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前提作用。但是，他的质疑同样又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一质疑集中地反映了长期以来在唯物史观理解上的偏差，即从历史发展中事实上存在的相互作用来质疑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正是这一偏差，构成了各种各样批判或者为唯物史观辩护的理论基础。相互作用是对于经验的现象存在的最终解释。恩格斯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的话，“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9]920。但是，在相互作用中是无法区分哪一个因素起最终的决定性作用的，更不要说始终起决定性作用了。然而问题是：唯物史观绝不是对于社会历史事实的简单的经验主义的再现，而是对社会历史的概念式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