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与灭亡(2)
2012-08-28 22:14
“广场”意象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他发现，虽然学界通常把教会铁腕统治下的中世纪看做等级秩序森严、教条僵化刻板、人性受到压抑的黑暗时期，但是中世纪的人们也还享有这种常规生活以外的狂欢广场式自由生活，后者以狂欢节的民间庆典活动为主要方式。按照巴赫金的说法，“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加入亲呢的交际”，而广场正是“全民性的象征”。作为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节日狂欢的中心场地，广场“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力，它总是为‘老百姓’所有的”。时至今日，真正的广场已经不复存在，广场只能“以扭曲改变了的形式转到诗人和艺术家的客厅、顶楼、小酒馆和饭店、现代的夜街、剧院的后台、大学的走廊、封闭学校的公共寝室、大众文学作品、报刊小品之中”。但是，广场及其诸多变体之中包含的精神内核——即民间文化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颠覆性以及自由平等的对话精神——成为人类永恒的共同财富。可以说，巴赫金对“狂欢广场”的创新定义确立了民间和官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是巴赫金狂欢化思考的核心意义所在。
如夏忠宪所讲，“在巴赫金看来，文学作品中情节上一切可能出现的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的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诸如大街、小酒馆、澡堂、船上甲板、甚至客厅……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2000：75)如同广场之于中世纪的狂欢民众一样，《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咖啡馆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给南方小镇居民带来狂欢化世界感受。想要理解所谓“狂欢化世界感受”在南方小镇特定环境下的特征，首先有必要界定狂欢感受的主体——南方小镇群体。小说中对“咖啡馆群体”的塑造散见于主要事件的叙事间隙。值得注意的是，小镇居民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作品里的，其中很少有成员得到正面描述，即便偶然有所提及也多半仅是一个姓名而已，其个性似乎早已融人群体之中。文本中的群体所指显然是小镇上的白人男子，并且主要以小说开篇出现在爱密利亚的廊子里的“八人代表团”为核心。叙述者指出了这8个人的相似性：他们“看上去非常相像——都穿着蓝色的工裤，大多数头发花白，每个人的脸色都很苍白，眼神也都是呆滞的、梦幻似的，”这是一群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包袱、被毫无乐趣的生活折磨得失去了生气和活力的白人男子。贫困写在他们的脸上，不断侵蚀着内心的自尊，他们时时被提醒自身的境遇，甚至连偶尔享受“奢侈品”的权利也被剥夺。
就在叙述者渲染咖啡馆在小镇居民心目中的地位之前，她没有忘记提醒读者说：“你必须先记住人们的生活是何等的低贱。……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有一个价格，你不花钱就买不来，这就是眼下的世道。一包棉花、一夸特糖浆都有它的价格，这你知道，至于这价格是怎么来的，你就不用多管了。可是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却没有人定过价；它给你的时候是白给的，收回去的时候也是无偿的。它值多少钱呢?如果你好好观察一下周围，就会发现有时候它值不了几个钱，甚至是一文不值。有时你累得满头大汗，费了好大劲儿，事情还是没有起色，这时你心灵深处便会泛起一种感觉：你的生命并不太值钱。”追根溯源，在这“低贱”的表象后面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商业化价值体系和实用主义原则。这种价值体系从根本上贬低甚至忽视了人的存在，它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人的物化现象。
正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仅饱尝了生活的困苦和艰辛，而且还深受僵化刻板、泯灭个性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束缚。这些人既是受害者，却又自愿充当了制度的帮凶。咖啡馆开业当晚，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打算过问一桩莫须有的谋杀案。8个人长时间地等待着“行动的本能”，在行动的一瞬间，他们“仿佛由一个意志操纵着似的”。这8个人代表的正是小镇的“集体无意识”，是小镇道德规范的化身。就爱密利亚的“谋杀”嫌疑来说，这原本是一个道德审判的严峻时刻，却被叙述者戏说为“洗劫”、“暴行”和“犯罪”，揭露了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其中颇具反讽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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