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与灭亡(5)

　　从精神上讲，李蒙身上所体现的现实的丑恶对乌托邦理想秩序构成了威胁。李蒙乐此不疲地充当了狂欢世界中暴力的根源和灾难的源泉：这罗锅“是个挑拨离间的能手”，他每天晚上都“高视阔步地走进咖啡馆”。一方面，李蒙的小丑面具赋予了干预生活、颠覆秩序的权利，这种对现实的轻侮态度恰恰代表了小丑、骗子、傻瓜等狂欢人物的特殊意义所在：“他们有权不理解生活，有权打乱生活，对生活加以夸张、滑稽模仿；他们有权不成为本义上的自己，有权说话，讽刺性模拟；他们有权通过戏剧舞台的间隔的时空体生活，把生活描绘为喜剧，把人们表现为演员；他们有权揭开他人的面具；有权用最损的(亵渎偶像的)话骂人；有权公开一切最最隐秘的私生活”。另一方面，有趣的是，李蒙带来的现实的压力促进了狂欢气氛的生成，表明了现实在狂欢化世界感受产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实被人为隔绝在狂欢世界以外，而狂欢人群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并在拒斥它的过程中产生快感，在抵抗束缚的自由宣泄中尽情享受压力下的高峰体验，这也是狂欢化世界感受中的两重性悖论。另外，李蒙的现实人格在“对形形色色的抢劫案和犯罪行为”的反常兴趣中若隐若现，并最终受到马西本人现身的激发，从隐性转化到显性。只是上述光明中的黑暗元素都在狂欢场景中得到了弱化处理。
　　简言之，生命与死亡、欢乐与恐惧、解脱与危机、自由与束缚——这一系列非现实与现实因素的明暗对比暗示了狂欢世界内部潜藏的灾难性成分，构成乌托邦理想大厦的解构因素。而这一切都预示着“脱冕”时刻的最终来I临。巴赫金指出：“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死亡和新生的精神。”可以说，在象征意义上，李蒙自咖啡馆的开业仪式上受到“加冕”那一刻起一直在爱密利亚的悉心呵护下高居“国王”的宝座。直到马西归来方才“脱冕”。“脱冕”后的李蒙恢复了现实生活中骗子兼罪犯的真面目：初次见面，他与马西“互相盯看了一会，这不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初次见面迅速打量一下对方的那种眼光。他们奇特地互相盯了一眼，就像是两个彼此认识的罪犯”。这一瞬间就是国王“脱冕”、原形现身的时刻，狂欢化乌托邦在马西所代表的邪恶势力巨大冲击下几近坍塌。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在此提出解读罗锅李蒙形象的一个反传统的模型。笔者认为，对李蒙的解读应当放在两个截然分开的维度空间中考察：一个是现实空间；另一个是从咖啡馆开业到马西归来两个事件之间的狂欢化乌托邦理想空间，这个空间起始以罗锅“加冕”与“脱冕”为标志。在理想的狂欢情境中，人们被推到常规生活的边缘，没有任何一种既成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能在这里起裁决、评判与规范的作用；相反，它们自身还得重新接受审视与认定。事实上，李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象征性的人物。他有超越历史和时间的泛化人格：他向爱密利亚出示的身份证明是一张老照片：“相片上是两个两三岁的苍白、干瘪的小孩。两张脸仅仅是两个模糊不清的白团团，你说它是从哪一家的照相本上撕下来的都成”；同时，他是成年和儿童性格的奇特混合体：“镇上没有一个人，包括爱密利亚小姐在内，弄得清楚那罗锅年纪到底有多大”，甚至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到人世已有多久。是10年呢还是100年!因此，他的年龄始终是一个谜”。这个超时空的定位赋予了罗锅李蒙一种可塑性很强的空间化特性，其现实的骗子／罪犯身份在特定的情境中带上了一种虚拟游戏的狂欢色彩，直到狂欢情境的边界瓦解后其真实性在常规生活的价值体系中得以还原、凸现。若是仅在单一的现实框架中加以考察的话，便很难理解“咖啡馆”世界颠覆现实与世俗价值观的特殊意义。但是，当马西代表的现实回归以后，重新恢复真实身份的骗子李蒙的插科打诨便顿时失去了狂欢语境的依托，从而成了冷酷现实的载体：李蒙为了讨好马西，“有时候他跟在爱密利亚小姐脚后跟——不过这段时期里他的目的仅仅是模仿她那笨拙的大步子：他也斗鸡着眼，学她的姿态，使她显得像是个畸形的人。他的动作里有一种可怕的信号，连咖啡馆里傻梅里·芮恩这样最愚蠢的顾客也没有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