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与灭亡(3)

　　咖啡馆带给小镇群体的“狂欢化世界感受”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
　　特征之一是非现实性。也就是说，咖啡馆在现实世界以外营造出一个狂欢节乌托邦境界，使身处其中的人们产生了与现实相悖的自我身份幻象。叙述者把咖啡馆聚会与其他集会形式做了简单的比较：“在当时，这个镇子里的人还不习惯凑在一起寻欢作乐。他们习惯的是集合在纺织厂里一块儿干活。否则就是星期天到野外去举行一整天的宗教集会——事情虽然有趣，但其目的却是让你对地狱有一个新的认识，对全能的主重新感到敬畏。”劳动和宗教集会是这个南方工业小镇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们强化了人们的现实感，使在生活重压下的工人们时时感到生活贫困、地位卑微的残酷事实。而咖啡馆则给人们提供了“凑在一起寻欢作乐”的机会，使人们暂时逃离了严酷的现实，从而有效地弱化了被压迫感。“咖啡馆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有地位，还不仅仅在于它温暖如春，装潢美观，灯火明亮。全镇这么珍视咖啡馆还有它更深刻的原因。这与这一带过去没有体会过的一种自豪感有关。”文本中反复强调的“自豪感”正是自我身份幻象带给个体的一种逃离现实、参与到民众狂欢之中的高峰体验。
　　特征之二是反现实性，亦即颠覆性，具体表现在消除等级差别和改变价值取向两个方面。狂欢节暂时打破了人际交流障碍和等级秩序，把人们从僵死的陈规陋习和传统观念以及现实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释放了人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平等性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一个本质部分。麦卡勒斯笔下的咖啡馆在小镇群体中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咖啡馆里的气氛是全然不同的。在一家情调合宜的咖啡馆里，连最有钱、最贪婪的老无赖也会变得规矩，不去欺侮任何人。没钱的人则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四处张望，抓一撮盐时也显得极其优雅、庄重。因为一家正派的咖啡馆的气氛本来就意味着这样的内容：大家和和气气，肚子里沉甸甸地感到满足，行为也显出优雅高贵。”在咖啡馆的氛围中，个体不再受到等级制度的压抑，感受不到贫富尊卑的差别。
　　这一切颠覆了传统的价值体系，特别是资本主义商业化价值观。“镇上的人坐在咖啡馆桌旁时，也是同样地感到骄傲。他们上爱密利亚小姐的店铺之前，总先把自己洗得千干净净，进咖啡馆时总是很有礼貌地先在门槛上刮干净自己的脚。在这里，至少是几个小时之内，认为自己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价值这种极端痛苦的想法，可以暂时压制下去。”这段话表明，个体不再以交换价值来衡量自身，人的物化倾向暂时得以逆转。
　　此外，在小说中，叙述者还特别强调，“对于单身汉、畸零人与肺结核患者，咖啡馆更是个好去处’’。这一细节在小镇乃至整个美国南方社会的背景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麦卡勒斯在一次访谈中坦白地说出了她对南方地区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端的看法：南方人心里“有一种特殊的负疚感，寻求一种曾经拥有却又失去的东西。这种负疚意识不能完全理喻也不可言传。我认为，南方人在心理上更加孤独，在精神上更加隔绝，因为我们在一个做作的社会体制里生活得已经太久，我们坚持说这个体制是自然的、正确的、公正的，但是我们心里一直明白实际情况其实并不是这样”。评论家鲁宾对麦卡勒斯所谓南方社会体制的“做作”曾有过深刻的剖析：“南方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旧遵循着复杂的群体生活模式，个体的活动发生在一套公众明确认可的预期和假定的规范之中。在这种既定的社会环境下，个体行为遵循预期的模式，以致于人类行为具有某些公认的限制和标准。”在这样一个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南方小镇里，与众不同的个体——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一概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处处遭受冷遇。所以说，咖啡馆对这些边缘人的精神呵护恰好集中表现了狂欢精神的平等性和颠覆性。
　　2．“加冕”：狂欢世界的两重性悖论
　　狂欢世界的核心特征——两重性——在罗锅李蒙的形象塑造上得以充分体现。在这部作品中，罗锅李蒙是一个核心人物。叙述者在小说开篇交代，尽管“咖啡馆的主人是爱密利亚·依文斯小姐”，“可是使这家店兴旺发达的却是一个名叫李蒙表哥的驼子”。文本中也多次强调罗锅李蒙在咖啡馆存亡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在笔者看来，李蒙扮演的这一角色包含了一个两重性悖论，而两重性恰好是狂欢世界本身的重要特征。如巴赫金所说，“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为一的，它们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诞生和死亡(妊娠死亡的形象)、祝福与诅咒(狂欢节上祝福性的诅咒语，其中同时含有对死亡和新生的祝愿)、夸奖和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后、愚蠢与聪明。”作为《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狂欢形象，罗锅李蒙的人物塑造折射出“咖啡馆”狂欢世界中生与死、上与下、光明与黑暗等二元对立，对照间暗示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