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与灭亡(4)

　　从本质特征上看，这个“怪诞”人物集小丑和骗子的角色于一身。根据巴赫金的研究，小丑和骗子两者都是节庆中的核心人物，构成了狂欢广场生活的欢乐源泉。对于李蒙在咖啡馆开业当晚和每天傍晚营业时间的出场，叙述者在描述中做了滑稽化漫画式的处理，赋予他插科打诨的小丑特质，使他的出场成为国王加冕仪式的戏仿。当“八人代表团”准备调查爱密利亚“谋杀”李蒙案件时，李蒙却意外地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了：“那罗锅慢慢地走下楼来，大有本店大老板的傲慢神气”。接着，“罗锅迈着机械的、神气活现的小步子，走进店堂，来到那伙人的中间。他们腾出一些地方，站着观察他，手松弛地垂在两侧，眼睛睁得大大白勺’’。在这个典型的象征性“加冕”仪式中，罗锅轻易地占据了中心位置，众人等待“国王”检阅：“他顺着自己眼睛的水平方向凝视每一个人，这大概够到一个普通人的裤带那么高。接着他故意慢腾腾地打量每一个人的下半身——从腰部一直到脚后跟。等他看够了，就把眼睛闭一会儿，摇摇头，仿佛认为他刚才所见到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接着他自信地把头朝后一仰，仿佛仅仅是使自己弄得更清楚些，他慢慢地、细细地把围在身边的一张张脸庞环视了一遍。”这一系列的动作中隐藏了一个“边缘中心化”过程。作为外来者并明显处于弱势的罗锅得到擢升，而“代表团”成员却被做了”降格”处理：审视的目光集中在了“下部”。接着，他便“把两条细腿盘起来舒舒服服地坐定以后，就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这是象征着权力的一只鼻烟盒：“原来是属于爱密利亚小姐她爸爸的，盒身是蓝珐琅的，盒盖上用金丝镶嵌成很精巧的图案。大家对这物件很熟悉，因此感到很惊讶”。李蒙声称：“这是一件法宝，专门治多管闲事的人的。”这只鼻烟盒在象征层面上可以看做加冕仪式上国王的权杖，但是它也被做了“降格”处理：男性化的鼻烟意象被“糖和可可的混合剂”代替。 　　同时，叙述者也暗示李蒙在狂欢场合中兼具的“骗子”身份：“那罗锅叽里呱啦地讲下去，每一个人过一阵便向他这边瞅瞅。有的人留神听他的絮聒，有的人根本不理他。有时候他说了半天，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渲染的“骗子”身份与李蒙在现实生活中的骗子身份有所不同，且看上述引文所指的“大话”：“我今儿个走到臭水湖去钓鱼，”他说，“半路上我抬起脚来要跨过一样东西，我起先还以为那是棵倒在地上的大树。可是我正要跨，它忽然动弹了。我再仔细瞧瞧，原来脚底下是一条大鳄鱼，有前门到厨房那么长，身子比猪还要粗。”“大话”勾勒出一个虚幻世界，具有童话般的梦境色彩，与狂欢世界的非现实气氛相匹配，以极端的方式衬托出现实中的痛苦与超现实的斑斓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

　　这个小丑佛子形象是咖啡馆狂欢化乌托邦的关键成分，起到了消除常规生活严肃性的作用：“咖啡馆之所以生意兴隆，还全亏小罗锅。只要他在场，气氛就活跃了”。然而，狂欢节具有“快乐的相对性”。李蒙这个狂欢形象尚有“黑暗”的另一面。事实上，乌托邦以外现实世界的阴影一直伴随着李蒙，这个阴影被赋予了肉体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意义。
　　从肉体上讲，死亡的阴影弱化了狂欢带来的生命活力。叙述者几次暗示了李蒙糟糕的健康状况。“每天晚上，罗锅都趾高气扬地步下楼梯。他身上老有一股淡淡的芜菁叶气味，这是因为爱密利亚小姐一早一晚都给他身上抹大麻叶酒，好让他长力气。她宠他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可是什么方法好像都不能使他强壮起来；东西吃下去只能使他的驼峰与脑袋变得更大，身上别的部分依然是瘦弱畸形。”这股“淡淡的芜菁叶气味”中散发着一种死亡的陈腐气息。文本在后面还提到，“一般认为脊骨弯曲与结核病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和爱密利亚小姐一提这件事，她就会勃然大怒；她态度激昂地断然否定这些症候，可是私下里她给李蒙表哥又是在胸口上热敷，又是让他喝万金酒，如此等等”。爱密利亚的态度是在语言上对现实的拒绝，暴露了乌托邦理想的话语构筑特性。进一步来说，叙述者通过塑造李蒙这个人物给咖啡馆狂欢世界赋予了欢乐与恐惧的双重基凋：“罗锅晚上总是身子不太舒服，很怕躺着仰视黑暗。他对死亡有一种深深的恐惧。爱密利亚小姐不愿让他一个人担惊害怕。甚至可以认为，咖啡馆之所以办起来，主要还是出于这个考虑；有了咖啡馆，他就有了伴侣，有了欢乐，度过黑夜也可以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