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和索罗(Robert.Solow)等虽然仍以“正统凯恩斯学派”自居，但认为凯恩斯低估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因而在理论上更多地倾向于货币政策。正是他们命名并完善了菲利普斯曲线，认为物价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替代关系，政府完全可以据之选择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适当组合，使二者均达到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均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在风靡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 (William D.Nord- haus)指出：“凯恩斯革命早期，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充满疑虑，正如他们对新发现的财政政策充满信心一样。但是最近20年来，联邦储备体系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减缓或加速经济发展。”“目前，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趋向于相信，美国的稳定经济政策应该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实施。”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bin)也断言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性。托宾指出：“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新经济学的实践者或支持者——会认为货币无关紧要，货币政策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无关”。他甚至断言；“在美国，标准的新凯恩斯学说，即我前面所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至少从1950年以来，也就是说远在货币主义兴起之前，便认为货币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至少从1951年签订了财政部一联邦储备系统协议以来，政府就已根据这种看法制定政策了。
随着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逐步深化，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但政策短期效应的长期化实践，使得凯恩斯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辉煌后亦遭到“滞胀”现实的严峻挑战。
货币学派(Monetarists)是以凯恩斯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货币最重要。”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三：“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润滑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政策的三个作用就其实质而言只是一个，即稳定经济的作用。由此可见，货币学派对货币政策作用的看法比早期的凯恩斯学派要积极，但却不及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那么激进。其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强调也只是稳定经济而已，至于是否影响就业、产出等并未论
及。
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是基于其所宣扬的“有限制性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哲学思想，而这一经济哲学思想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信条一脉相承。在弗里德曼看来，消费函数具有稳定性，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供给的稳定性。与货币供给的稳定性相适应，其货币政策主张自然而然是所谓“单一规则”。这一“单一规则”与凯恩斯学派的“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给人的印象是“以不变应万变”，大有固定化和程式化的倾向。“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事实上也很难完全适应经济运行的复杂多变的现实。
如果说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估价和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有趋同而无鲜明特色的话，他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意见却值得我们关注。弗里德曼指出：“在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评价货币政策应注意货币市场状况、利率及货币数量；而有些人则认为就业情况本身应该成为衡量货币政策的大致依据”。在进行观点概括后，弗里德曼提出了自己关于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如果(正如货币当局通常所作的那样)货币当局以利率或者目前的失业百分率作为评价政策的直接标准，那么，它将像一艘错误地选择了星球方位的宇宙飞船一样，无论它的导航仪多么灵敏、多么精密，它终究都将驶入迷路。”“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判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由此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不是利率、失业率和价格，而是货币供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