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认为，我国现阶段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发挥作用，原因是政策的作用被抵消掉了。具体地说是社会公众的预期心理、经济体制的因素、政策运作机制的副作用和政策的“挤出效应”抵消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国务院研究室李晓西研究员等认为，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主要不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梗阻。表现为传导机构和客体缺乏活力、路径过窄、速度下降、动力和信号失真、环境不容乐观等。武汉大学邱力生博士也认为，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太理想，问题在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渠道中存在着一些梗阻，比如信用制度不健全、金融组织结构欠佳、产权制度和利益机制障碍及管理偏差等。
中国深圳综合研究院刘宪法认为，近年来，中央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了重大的政策调整，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放松。但其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乏力，物价持续下降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更为严重的是，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货币供应量持续回升，物价持续走低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经济也陷入了与日本经济相类似的“流动性陷阱”的困境。
据上述，中国学者对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三)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针对导致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不佳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角度提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曾康霖教授认为要继续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关键是：解放思想，提供政策环境；增强社会公众对经济、金融的信心；找准政策运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范从来教授认为货币政策对反通货紧缩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通货紧缩时期应该实施“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是指适度扩张货币供给，一方面避免经济衰退阶段信用恶化、货币流通量过度紧缩，经济衰退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积极配合其他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刺激经济回升。
李晓西、余明认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改进窗口指导的方法，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变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唱独角戏的局面；进一步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高效灵活的货币市场等。
邱力生提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的办法：首先需要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的地位和作用，其次，疏通梗阻的操作是：第一，要规范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第二，疏通渠道要考虑解决货币供求传导机制的核心一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问题。
可见，与中国学者
认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相适应，他们提出的对策思路亦集中在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见，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理论演进经历了“肯定—否定— 肯定”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凯恩斯主义者肯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主义者肯定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而否定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理性预期学派完全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则完全肯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经济学已经回归了。这大概就是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认识的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