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定量考核的支持，又会导致难以在实际操作中对考核要求和标准进行把握，最终影响了考核的质量。可以说，正是量化考核的“缺失”，才导致了考核标准的模糊和难以估量，进而导致考核等次差距拉不开，不称职的人难以评定出来等结果，影响了公务员考核所应起的作用。
3、考核结果等次偏少，考核的激励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我国公务员考核的覆盖面广，层级复杂，因此考核的标准必须科学、合理。然而，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考核仍然过于笼统。考核内容缺乏针对性，分类、分层次考核的基本要求不明确。新《规定》第六条：“年度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和旧《规定》相比，虽然增加了“基本称职”等次，使称职和不称职之间有了一个过度，但称职与优秀两个等次之间却缺乏过度，加之优秀等次人数有比例限制，实际评定中不称职和基本称职的人又很少，这就使称职人员中相当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好的公务员与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差的公务员没有任何差别，大多数的人都集中在称职等次，不管实际工作表现如何都能享受相同待遇，使得考核激励功能弱化。
4、考核结果的应用不尽公平
把考核结果与公务员实际的、切身的利益紧密挂钩，是公务员考核制度激励功能的具体表现，然而在现实中，对不称职公务员的处理却比较难。新《规定》第十九条：“公务员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1.降低一个职务层次任职；2．本考核
年度不计算为按年度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和级别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3．不享受年度考核奖金；4．连续两年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予以辞退。”第二十五条：“受处分公务员的年度考核，按下列规定办理：1．受警告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2．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期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在解除处分的当年及以后，其年度考核不受原处分影响。”以上两条相比，对年度考核中不称职公务员的处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重于受行政处分的公务员，这样显然有失公平，对不称职人员的处罚过重。另外对连续被评为称职以上的人员的物质奖励偏少，称职与优秀的等次差别不大，难以提高人员的积极性，而且由于考核不公平，会对公务员制度本身带来一定破坏作用。
5、考核的监督机制不健全
从考核工作的监督检查上看，各级人事行政部门注重收集汇总考核结果，缺少强有力的监督检查措施，考核工作认真与否，考核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如何，完全取决于单位、部门领导的重视程度和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水平，缺乏客观的调控措施与检查力度，影响了考核工作的权威性。
三、回避制度存在的问题
公务员回避制度是国家公务员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促进国家公务员清正廉洁，秉公办事，有利于防止国家公务员腐败行为的发生，维护国家行政机关的形象和声誉。
1、我国公务员回避的理由设定不合理
建立和实施公务员回避制度，是为了防止公务员共同作弊和裙带关系等弊端，保证行政人员廉洁奉公，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从而达到维护统治、发展经济的目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不同，其回避范围的规定也各不相同。目前西方国家公务员回避的主要范围有：血亲回避、夫妻回避、姻亲回避、拟制亲回避等；从回避的种类上看，主要是亲属回避，少数国家规定了政党回避、同学回避等。我国2006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也对回避制度作了专章规定。如第六十八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第七十条规定：“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回避：1.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2.涉及与本人有本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益关系的；3.其他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中，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规定的是职务回避和公务回避。第六十九条规定的是地区回避即避籍任职。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新的国家公务员回避制度仍还仅是局限于职务回避、公务回避和地区回避。较西方而言，目前实行的公务员回避制度在回避范围上规定仍不周延，例如，在回避种类上没有拟至亲回避、同学回避、卸任回避甚至党员回避等回避规定；在回避范围
内，没有规定回避不仅应适用于国家行政机关人员，而且还应适用于担任司法机关或担任其他机关的公职人员。由此可见，现行的公务员回避理由设定存在不合理倾向。
2、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回避举证责任不明
对公务员回避制度规定的几种必须回避情形的举证，现行公务员法没有明确规定由谁检举回避，根据行政诉讼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行政诉讼原则，这种回避举证责任应在公务员回避检举人。但是，在实践中公务员回避只是在其本级或上级行政机关管治下实施的，而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官僚制运作之下的本级行政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在认定回避当事人必须回避之前，很少有真正深入调查取证，听取回避当事人对于行政职务是否具有行政资格的意见，而是要求回避当事人对业已作出的回避裁决执行无条件的回避要求。因为这种回避检举人既是整个裁决回避过程中的检举人，又是回避当事人的本级行政领导机关或上级行政领导机关。在整个回避过程裁决中回避当事人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试想在现行公务员法缺乏明确公务员回避检举机关认定的情况下，行政机构对公务员回避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不甚清楚和中国现实行政机关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行政机构仅凭其人为认定怎能符合回避的条件？即使回避当事人怀疑行政机构领导有明显偏袒某一方的情况时，由于无法说明具体理由或无法提供有关证明材料证实自己并无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致使本不应当回避的反而最终遭到回避。
3、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没有明确官员违反回避的法律责任
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回避制度虽就公务员如何回避和怎样回避作了规定，但却就公务员未执行回避要求所承担的责任未作出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关于回避责任的不完善之处在于：它仅依靠于公务员自身修养而采取自我回避和行政机关的主动强制回避，并没有看到公务员同时还是一个“经济人”。公务员所在机关同时还是一个大的“行政人”，这些角色都会促使公务员所在行政机关为保护本部门人员的利益，而不作出回避之裁决，最终使得公务员应有之回避难于贯彻，缺乏保障。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回避责任之监督，组织人事部门无力进行，更无相应的程序和处罚规定，主观随意性较强，缺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法律监督。目前的公务员法对未履行回避行为的行政责任规定的空白，使得公务员回避制度的贯彻缺乏应有的深度和保障。
四、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进了国家行政机关 ,就捧上了“铁饭碗” ,坐上了“太平椅” ,“能进不能出” ,“能上不能下” ,这是我国人事传统管理中的突出弊端。伴随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的广泛推行 ,这种弊端正逐步去除。辞职辞退制度的推行 ,畅通了公务员队伍的“出口” ,促进了公务员队伍新陈代谢的良性循环 ,保证了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为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公务员制度实施过程中 ,辞职辞退制度是较为薄弱的环节 ,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