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的代理人蓄意提高了铁路的资产报价，按照当时交易所的行情，英资铁路公司价值9800万英镑，但当1948年2月，庇隆政府收回铁路时，却不得不付出22.29亿比索的高价，仅此一项，英国商人就从阿根廷手中多赚了5000万英镑，而不少阿根廷政府高官却大发横财。此后的四年时间，庇隆又花费了很大气力重振阿根廷的农业，首先是对付强大的“查卡雷罗”，政府从这些大农场主手中赎回了45万公顷的土地，使3000多户农民从中受益，这些政策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1946年，庇隆成立了所谓“阿根廷发展贸易研究所”，统筹制定农业的相关政策，拥有规定农产品价格、以及为了以高价售给世界市场而收购农产品的特权，由于这个研究机构是在世界行情对农产品销售有利的情况下成立的，因此它所制定的价格政策并不会使阿根廷的大型肉类加工企业或农场主受损，何况政府还有大量的补贴，不过对于那些成本较高的小生产者来说，僵化的价格政策却使他们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于研究所收购农副产品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小生产者则面临要么全面停止生产经营活动，要么蚀本继续维持的窘迫局面。
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庇隆制定了宏伟的五年计划，要求在阿根廷经济总量中投入66.6亿比索的资金，用于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大力发展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修建横贯安第斯山脉的铁路，以便于从智利进口铜矿，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也铺设了输油管。这一时期，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相对提速，物价比较稳定，人民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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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到了实惠。
军队和“无套裤汉”是庇隆统治的基础。为了笼络高级军官，国家机构中的肥缺将优先由其充任，军队支取优厚的薪饷，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中占到25%以上；以前，阿根廷政府只有8个部委，庇隆时期激增至20个，还有形形色色的委员会、秘书处，以安插大量的冗员；对劳工，庇隆也作了许多特殊安排，让他们进入政府、参众两院和市议会，有一个时期，阿根廷所有驻外使领馆中都安排有一些工人参赞，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1947年，庇隆政府成立了名为“埃娃－庇隆基金”的慈善组织，求助贫苦的下层民众，该组织以2000美元起家，经费来自职工工资的按期强制扣缴和企业的所谓自愿捐献，尽管基金会拥有巨额资金，年预算高达1亿美元，但埃娃却从不允许任何非官方机构评估它的开支情况，这就导致资金的使用和流向完全失去监督。1949年，庇隆分子在反对党议员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新宪法，最大限度地强化了总统的权力。
当时，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对庇隆产生了很大影响，阿根廷信奉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理论，积极构筑贸易壁垒，保护民族工业，长时间内向发展。但是高关税保护造成阿根廷“幼稚工业”在没有外来竞争的情况下缺乏进步动力，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过度保护使得国有企业竞争力脆弱、缺少活力，另方面，产品成本高昂却被政府人为压低价格，使得国企离不开政府的财政补贴。最后，国有化的进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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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作用不过是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事实上它变成了一种福利事业。
为取悦大众，庇隆政府大力发展公共事业来提供就业机会，结果造成公共事业人员极度膨胀，效率低下，财政压力巨大。这一时期，庇隆将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1947年和1948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25%和24%。这种政策的直接恶果是，政府债务激增，任何将减少公众福利和就业机会的调整都将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
强烈偏好国有企业和福利政策的对立面，就是对富裕阶层的打压。庇隆政府制定了不得随意解雇、强制提高工资和福利的政策，使得阿根廷的富裕阶层和私营企业处于困难境地，此外，因私营企业被课以重税，同时在金融市场筹资成本高昂，令私营企业发展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政治上造成的结果是，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被强烈激化，富裕阶层极端憎恨左翼人士和工会组织；在经济上的结果是，私营企业普遍逃税和资本外流。
反美高于一切？！－庇隆主义的误区
2005年，德国记者加比•韦伯出版了他的新书《德国联系：纳粹财富阿根廷洗钱》，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辛：二战结束后，许多纳粹分子逃亡阿根廷，受到庇隆政府的庇护，更令人震惊的是，庇隆在战争期间还为纳粹德国的一些公司提供避难所，使得这些公司的资产免遭盟军没收。在战后10年时间里，德国制造的汽车、卡车、大客车、机器、甚至整个工厂源源不断地流入阿根廷，购买这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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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后来帮助德国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奇迹。
最近解密的阿根廷政府文件显示，当时有些“奔驰”轿车被直接送到了庇隆的总统府，庇隆本人留下了4辆汽车，其余的则送给了那些支持他的政客、记者和法官。
无可否认的是，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斯曾在阿根廷的梅塞德斯－奔驰公司工作，他起先用自己的真名，后来才使用化名。1960年，艾希曼斯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遭到处决。根据韦伯的调查，艾希曼斯在奔驰公司的工作是给工人发薪水，他是和其他纳粹分子一起来到阿根廷的。阿根廷作家尤克•戈尼撰写的《真正的奥德赛：纳粹偷运到庇隆的阿根廷》一书，也披露了克罗地亚的纳粹分子是如何帮助德国人将超过500磅金条运到阿根廷。
与强烈的亲纳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庇隆主义奉为基石的顽强而坚决的反美倾向，这一半是阿根廷的民族情绪使然，一半是埃娃的影响，庇隆分子为此甚至不惜背叛公理正义，在二战期间与轴心国为伍。1973年，庇隆再度执政时，一口气同23个国家建交，其中大多数皆为亚非国家。晚年，庇隆在阐述自己著名的“第三立场”外交政策时说道：
我们第三立场观念的精髓就是要摆脱各种统治者，第三立场将超越意识形态界线构成的第三世界，我们需要一个世界，在这个第三世界里，必须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赖，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第三世界必须形成一个实体来说话，我们越能团结起来，就越能举足轻重。
庇隆的这种所谓“第三立场”理论来自于一个错误的分析，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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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上存在着三类国家，一是俄国，它有自己的思想，二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他们有一套陈旧的思想，第三类国家就是我们，我们有另外一种思想，即正义主义。
其实，反美对于庇隆分子来说，只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或是达成目标前的手段，在1945年的总统选举中，庇隆就曾经秘密给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写信，表示：自己如果当选的话，阿政府将一定要执行与美国真诚合作的政策。此外，尽管苏联卖力地拉拢，庇隆及其亲信却在公开场合一再宣布，如果爆发世界大战，阿根廷政府将站在美国一边。
1946年，阿根廷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庇隆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提升两国经贸关系的实质措施，相反，这个政府力图在拉丁美洲摧毁超级大国的影响。由于阿根廷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政策持强烈的抵制态度，因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庇隆的地位。美国领导人公开指责：庇隆是一个“为纳粹走狗所包围和鼓舞的、戴着假面具的法西斯分子，希特勒的翻版、贪污的暴君、民主制度的死敌。”
1947年，美国推出旨在强化与拉丁美洲国家军事合作的“杜鲁门计划”，企图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将拉丁美洲各国军队置于美国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之下，庇隆分子年复一年地延期批准这一条约，然而却对“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寄予厚望，庇隆分子天真地设想美国将会大量采购阿根廷的滞销商品，以缓解阿根廷在外汇储备方面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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