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庇隆连续出访周边国家,试图成立所谓的南美集团,以便与超级大国和传统强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相抗衡。庇隆在智利、巴西、玻利维亚、巴拉圭兜售自己的计划,意在联合这些国家组成所谓的大阿根廷,将阿根廷的边界扩展到原西属美洲殖民地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全部疆域。这一宏伟构想其实是1909年阿根廷经济学家亚历山德罗-本赫的提法,庇隆旧事重提,不过是勾勒了一副“把卫星国聚集在富强的阿根廷周围的美好远景”。
1949年,阿根廷的对外贸易出现严重困难,本来庇隆政府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一直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有着稳定的农产品购销关系,但随着美国逐渐收回“马歇尔计划”中对阿根廷的援助,阿根廷的农副产品失去了竞争力,美国又给予佛朗哥政府一笔庞大的贷款,作为回应,西班牙将其黄金储备往美国作为抵押,从此美国农产品行销西班牙,而阿根廷商品则完全退市。针对庇隆拉拢周边国家的倾向,1949年,美国连续与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签署了双边经济条约,阿根廷产品的市场进一步萎缩,而“南美集团”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庇隆分子逐渐从反美立场上退缩,根据庇隆的授意,阿根廷签署了旨在推行“杜鲁门计划”的里约热内卢军事公约,3月,阿根廷从美国得到了1.25亿美元的贷款,可笑的是,就在此前,庇隆还曾发出“宁愿砍断双手,也不签署举债协定”的豪言。
对于朝鲜战争,庇隆政府认为那是世界大战的开端,热衷于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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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获得好处,因此倾全力支持美国扩大战争,并且做好了参加战争的准备,庇隆分子着手进行狂热的军事和经济总动员,从年度预算中拨款41%用于军队和警察的开支,庇隆主义的喉舌《世界报》吹嘘:阿根廷在最近几年建立起一支具有作战能力和武装齐整的军队。
1955年,阿根廷与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将巴塔戈尼亚高原的一块石油产区划给该公司,号称反美的庇隆分子背离了自己的承诺,表现出露骨的实用主义哲学,因为1949年的阿根廷宪法明确规定:自然资源是国家的不得转让的财产。对于庇隆分子妥协,美国却变本加厉,将大量货物推销到阿根廷,实际上却阻止进口阿根廷货物。美国的威斯汀豪斯-阿姆科公司在阿根廷建立了一家分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阿根廷的冶金行业。
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之后,庇隆分子被迫又祭起了反美大旗,政府也更加注意对舆论的钳制,埃娃几乎掌握了阿根廷的所有广播电台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家报纸。1951年,为了打击国内自由派,埃娃竟然勒令全国100多家报纸和杂志停刊,禁止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生活》杂志的进口,好莱坞影片也从阿根廷的电影院里消失了。
然而,庇隆夫妇的最后挣扎并没有能够挽救庇隆主义在阿根廷的全面衰落,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庇隆夫妇以指挥军队的方式指挥国家,最终必然带来毁灭。1952年7月26日,33岁的埃娃因患癌症辞世,庇隆失去了最后一张王牌,庇隆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埃斯特拉-马丁内斯与庇隆主义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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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庇隆主义在阿根廷的全盛时期过去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二战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阿根廷的产品在国际上遇到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不仅失去了价格上的竞争力,而且逐渐显示出工艺和质量的缺陷,尤其是农副产品。
由于经济萎缩,失业人口大量增加,1947年-1954年期间,阿根廷国内人口增长了300万,而产业工人数量却从182万下降到170万。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零售商业急剧滑坡,如果以1948年的销售额为100来计算,1950年降至94,1952年降至76,1953年为72,外贸也连年呈下降趋势,1948年为32亿美元,1949年降至22亿美元,出现1.3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同时,外债却飞速增长,1955年增至12亿比索,内债则高达700亿比索。
在农业方面,阿根廷的作物播种面积连年减少,主要农作物,特别是玉蜀黍、小麦和亚麻籽急剧下降,许多农民失去工作。庇隆分子为了达到与美国农产品竞争的目的,不惜与英国签定了苛刻的肉类供销合同,阿根廷承诺每年供应英国60吨肉类,而当时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结果异常严重,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阿根廷的牲畜存栏数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从1950年开始突然下降,一年半之内,牲畜总量就减少了20%-25%。
在经济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庇隆夫妇推崇的所谓“正义理想”逐渐褪去了光环,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开始质疑庇隆主义党的施政方针,“父亲式”的领导不再受到欢迎。长期以来,阿根廷劳工联合会(简称GCT)从共产党手中篡夺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将工会变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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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手中驯服的工具。庇隆非常看重工会的作用,他曾经说过:“相信工人的工联主义对雇主是有害的,这是极严重的错误。相反,它是帮助雇主避免同工人斗争的最好组织。”他还强调:“人们都说我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你们永远找不到一位比我更有决心去捍卫资本主义的人了。因为我知道捍卫经理们、工业家们和商人的利益,就是捍卫国家的最高利益。”
阿根廷劳工联合会的掌门人何塞-埃斯佩霍是埃娃-庇隆的亲信,深受宠任,在庇隆政府的大力保护下,劳联的会员人数激增,从1941年的40万人发展到1951年的300万人,甚至拥有属于自己的准军事组织,装备着包括机枪、火炮和坦克在内的各种武器。事实上,劳联成了军队和警察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也是庇隆夫妇震服工人、牵制军队的工具。阿根廷激进党领导人之一、众议员桑坦德的一番话揭穿了劳联领导人的真相:他们的领袖都是一些官僚,住在豪华的旅馆里,一切开销由国家承担。1950年,阿根廷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向来对工运进行“父亲”式监护的庇隆却宣称此次罢工是纯粹的政治性质,铁路工人们是“糊涂虫”,下令军队和警察强行帮助工人复工,这就彻底撕下了庇隆主义从不用武力惩罚工人的假面具。
在1951年总统选举中,庇隆分子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将自己描绘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雄,而且特别制定了新的选举法,规定各党派都无权组织竞选集团,也无权发表电视和广播演说,而一些党派的竞选大本营甚至不断遭到警察的袭击。在这样的努力下,庇隆最后以超过半数的450万张选票再次当选阿根廷总统,庇隆分子还大肆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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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庇隆夫妇被形容成祖国的救星,1952年6月26日,议会通过了建立埃娃-庇隆纪念碑的法律,7月17日又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埃娃生前所写的歌颂庇隆的著作《我生活的目的》列为学校的课本。
在书中,埃娃对丈夫的推崇和顶礼膜拜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1951年10月15日,庇隆和阿根廷的政府高官出席了该书的出版仪式,各界知名人士和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埃娃以热情的笔调讴歌了庇隆,将庇隆与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作了一番比较,声称那二位伟人不知付出了多少人民生命的代价,才为自己赢得名声,而庇隆却获得人民狂热的爱戴。埃娃还声称,历史上从没有哪位人物能得到人民如此强烈的爱,也没有谁像庇隆那样为人民谋幸福。
1952年7月26日,埃娃去世,临死之前,她还忘不了提醒阿根廷人民:“支持你们的庇隆,我们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为真正能代表阿根廷的就是我们。”埃娃死后,庇隆下令全国人民服丧30天,阿根廷政府花了3万美元从美国订购了一口玻璃棺材,经过防腐处理的埃娃遗体将躺在她一生反对的美国产品里供人瞻仰,拉普拉塔市也被更名为埃娃-庇隆市。
然而,疯狂的蛊惑和煽动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阿根廷的经济正处于全面衰落中,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庇隆再次当选只是皮洛士的胜利,庇隆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重新被描绘成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士”。
为了制造虚假的经济繁荣,庇隆政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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