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问题》2005年第5期城市本质的回归
就是苏州园林。居住在城市里的商人或者士绅由于不愿意放弃城市生活的方便,就干脆在位于闹市区的住宅院落内造了一个封闭的私人花园,专供自己家人或者客人居游。这充分反应了古代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居住理想的两个特征:一是避世隐居;二是崇尚自然。
这种居住文化的影响流传至今,为当下的城市居民选择商业住区提供了先验的标准。所谓环境好的住区,一定是绿化率高的。而所谓物业管理好的,则一定是封闭的。于是,基于市场导向的商业住区开发也就成了放大了的苏州园林。“只见树木,不见人”的物质层面的住区设计代替了本来应该更多关注居民之间相互交流与合作,调整完善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社区设计。
3.市民社会建构的缺失
所谓市民社会乃是指独立于国家组织和经济机构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它包括了各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各种志愿性的结社,是城市居民相互交流与合作的空间与平台。相对发达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对于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存在,为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强大的需要,同时也使得建设高度的城市公共空间文明获得了市民的认可。
相比较而言,传统上以“伦理本位”或“行政本位”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社会则缺乏类似的契约型的市民社会结构。因此,一般的中国民众也普遍缺少对于公共事物的热情和兴趣。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普通的中国乡民的人际交往圈子就像一圈圈的涟漪,自己是涟漪的中心,越往外,和自己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就越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高度内向指征的人际交往结构的物化结果形成了古代中国城市的“院套院”结构,也是当下中国城市的碎片化的空间结构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城市生活的本质
人们之所以愿意居住于城市,不仅是因为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且是因为城市能够为其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正像简·雅各布斯所说的那样:“多样性乃是城市的天性(JaneJacobs,1992)”。
1.封闭住区阻碍居民交往
尽管封闭住区多有很好的绿化环境,给其居民造成一种生活在花园中的假象,可是真正经常使用
城市建设与发展
住区花园的往往也不过是那些退了休的老人和未上学的孩子。在大多数的时候,这些花园常常是寂寂
无人的。由于住区居民缺乏相互碰面、寒暄、交流的机会,缺乏相互合作的平台,这就难怪他们要抱怨这些现代住区缺乏人情味,抱怨邻里之间关系冷漠、互不认识了。
2.街道生活的存在是城市活力的基础在很多城市的旧城区中,存在大量背街小巷,虽然未经刻意的规划设计,却常显示出惊人的活力。熙来攘往的街巷人流带动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使得各种临街铺面,也使得类似卖豆汁、豆腐脑、修鞋、配钥匙等各种流动摊贩都能各得其所。居民们在获得各种层次的消费服务的同时,也会由于各种机会发生偶遇、交谈、游戏、玩耍、结识、观望、讨论、合作等等行为。
城市街道的信任正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很多细小的、发生在街巷空间里的这些街坊之间的相互交往。它积累自人们停留在茶馆消遣的时候,从杂货店老板那里获得某种建议的时候,从卖报者那里得到某种信息的时候,在菜市场和其他的顾客比较货品的时候,赞美刚出生的婴儿的时候……正是这些行为的存在,进一步保证了街巷生活的活力与安全,建构了街巷居民的社会网络。街巷成为培育社区精神的重要场所。
由于这些街巷在空间上的开放,不仅方便了某些流动摊贩提供廉价服务,也使得某些街道商业能够超越街道层次获得更大的运营空间,大大降低了其倒闭的风险,增强了街道商业的活力。也因此,街道所结构的社区成为了整个城市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其居民也可以由此获得更加多样性的消费服务。而这正是城市生活的魅力所在。
3.街道格局与城市生活的关系
传统城区的街巷虽然可能狭窄简陋,却往往四通八达,彼此构成了细密的网络,近道和捷径随处可见。社区和公共空间由此相互渗透,构成了无缝连接的整体。当路网从相互渗透的网络格局转向为等级化的尽端路格局的时候,每一条尽端路就成为了到达目的地的专有道路,一些可能的路过行为被从这条尽端路中排斥出去,直接导致在这条道路上发生其他行为的可能性下降。而正是这些潜在的可能发生的行为———比如说意外的邂逅,心血来潮的采购,突如其来的发现,甚至轻度的人流拥挤等等———构成了所谓“城市性”的重要特征。
相互渗透的物质形态的街道空间格局与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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