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
社会学研究 2005.6的空间位置、减少串门次数)、个体间的直接身体接触(握手、打牌等社交和娱乐活动),以及与饮食相关的社会活动中(同席吃饭、购买食品和副食品),维持对拥有受损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的较高程度的歧视(也即区别对待)。与此相反,在承载着道德张力的社会—文化层次的社会互动中———如红白喜事和协助送医院,以及在非直接身体接触的社会互动中(如打招呼),则呈现出较低程度的歧视。
4.针对每一个普通村民,(4注释所列相同,0,据表7显示,[0,20]。具体来说,,59位(占30%)普通村民的得分为0;位215%)普通村民的得分为20分,表明他们在全部10项,都明确表明了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同时,合计多达46位(约占20%)的普通村民,其自我报告的总得分在12分及以上,显示相当数量的普通村民将会维持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较高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水平。
此外,就图2所示的直方图来看,普通村民自我报告的、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总分的平均值为518分,高于艾滋病感染者本人所报告的、感受到的来自村民的社会歧视总分的平均值(4分),显示出普通村民心目中所设想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行动的强度,要高于艾滋病感染者在实际社区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的强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艾滋病重点地区的普通村民,对社区内想象中存在的艾滋病感染者,给予了过度的社会歧视回应:因为对普通村民中的两个亚群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回答“本村已经发现有艾滋病感染者”的普通村民,其社会歧视水平的平均得分为3142分,而回答“本村尚未发现有艾滋病感染者”的普通村民,其社会歧视水平的平均得分则高达7102分,两者之间差异显著。这也许可以理解为,尚未真正接触到艾滋病感染者的普通村民,在自我保护意识的支撑下,对艾滋病感染者做出了超出一般水平的负面社会回应。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有关艾滋病的公共教育和知识宣传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