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
论文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形式,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的具体水平;第二个问题则属于解释性问题,用于分离出有可能影响到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机制的主要自变量。
(二)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
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与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长期以来,都强调指出,,和整合程度较高的集合体,(Freedman,1971;王沪宁,1991)(杜赞奇,1994;褚建芳,2003),Skinner,1993;张思,2003)。,;作为被调查对象的两类人群所感受到)不同水平的社会歧视,也与他们中的每一个个。同时,由于艾滋病传播而导致的社会恐惧感和社会羞耻感,也是考察作为一个居
①住共同体的村庄社区内的社会歧视机制的重要理论要素。下面,我
们首先给出调查工具中有关社会歧视的具体表现形式。
我们在问卷中给出的关于社会歧视的问题,针对未感染的普通村民的是“如果您确切地知道村里有人得了艾滋病,您还会不会做以下所列的事情”;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则是“现在村里已经有人知道您Π如果村里有人知道您感染了艾滋病,请问他们还做不做Π还会不会做以下所列的事情”。在“以下所列的事情”中,我们给出了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可能形式,即拥有受损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是否遭受到了未感染的普通村民在以下社会行动上的排斥性社会回应,这些社会行动包括:是否去艾滋病感染者家中串门;是否和感染者同席吃饭、喝酒;是否和感染者握手;是否购买感染者家庭生产的食品或副食品;是否让自己的孩子和感染者的孩子一起玩;是否在路上遇见①由于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在课题组所调查的乡村社区中,最初的和首要的感染方式是村民们为获取现金而参与的商业性采血活动,基本上不存在其他更具越轨性的感染方式(如同性恋性传播或静脉注射吸毒传播)。因此,在本研究中,不同感染途径所暗示的分化的道德压力,并不是引发不同水平的社会歧视的主要自变量。因此,调查工具中没有直接针对“社会羞耻”这一理论要素进行自变量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