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字的象物性淡化以后，加表义构件强化它的意义类别从而使原字转化为声符的形声字。
分化形声字。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借义分化，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假借字与本字共用一字，加表义构件将它们分化。例如：
“房舍”与“舍弃”因假借共用一字，加“扌”作“捨”，表示“舍弃”。 “亲戚”和“悲戚”因假借共用一字，加“心”作“慼”表示“悲戚”等。 第二种，广义分化，早期一个字表示的意义比较宽泛，后来为了区别，分别加表义构件或另改表义构件分化为意义指向更具体的字。例如：
“介”——加表义构件分化为“界”、“紒”等字。 “和”——改表义构件分化为“盉”、“龢”等字。
第三种，引义分化，当字所记录的词引申出新的意义时，加或改表义构件分化出新字。例如：
“止”由“脚”的意思引申为出“停止”义，“脚”义改写为“趾”，再引申为“地点”义，分化出“址”。
“窄”由“狭迫”义引申出“压迫”义，分化出“榨”。 “化”由“变化”义引申出“差错”义，分化出“讹”。
类化形声字。形声字的格局形成后，有些本来不是形声字的字，受同类字的影响也加上了义符。例如，“示”部形声字形成后，“禮”、“福”等字因类化而加义符“示”。
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坚持表意性的结果。用加声符来强化象形字的方法所以很快就不再使用，正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增加意义信息，与表意文字的性质不相适应。而其它几类形声字，所增加的都是意义信息，声符是因为加义符被动转化而成的。所以，形声字是以义符为纲的。
当形声字的声义结合的格局形成后，也有一些字是由一个义符和一个音符合成的，这种形声字也是以义符为纲，以音符作为区别手段的。
正因为汉字的声符不需要准确标音，没有引读作用，所以，汉字才能超时代，超方言。也是因为汉字的表音机制很不完备，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才是十分重要的。如前所述，汉字的形声字虽然有很大比例，但形声字的声符本来就是用近似的声音来起别词作用的，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声符对形声字的直接标音作用更加弱化。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必须有一套科学的记音符号来协助标音，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弥补表意汉字不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措施。
汉字的表意性质确定了，我们便可以知道，汉字构形的分析，汉字构形系统的描写，都是要考虑到意义因素的，是要把形义统一起来的，所以，它只能使用适合汉语与汉字的方法，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和原则，它可以参考，但难以完全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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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汉字学与汉字构形学
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中并存的、代表着两种发展趋势的文字系统，它们各有其特点，又各有其发展规律，而汉字又是表意文字的代表；所以，研究汉字的构形特点和使用规律，不仅是中国文字学的课题，而且是世界文字学的课题。
汉字学是以汉字为研究对象建立起的一门学科，从汉代的“小学”算起，这门学科已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分支：
1．汉字构形学。探讨汉字的形体依一定的理据构成和演变的规律。包括个体字符的构成方式和汉字构形的总体系统中所包含的规律。就汉字的发展历史来说，不同历史阶段的汉字构形具有各自的特色，而汉字构形学要能涵盖各阶段汉字构形的诸多现象，为研究各阶段汉字提供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
汉字形义学与汉字构形学是从不同角度提出来的。这种研究从理论上说，是要抓住汉字因语素的意义而构形的特点，总结出汉字形义统一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对汉字形体的分析达到确定它所记录的词的词义这一目的。从实践说，是要借助字形的分析来探讨古代文献的词义，为古书阅读和古籍整理提供语言释读的依据。
汉字构形学与汉字形义学是一项工作的两个方面。前者借助于意义，探讨的中心是形体，所以属于汉字学范畴；后者借助于字形，探讨的中心是意义，所以属于训诂学或文献词义学范畴。
2．汉字字体学。汉字字体指不同时代、不同用途（鼎彝、碑版、书册、信札等）、不同书写工具（笔、刀等）、不同书写方法（笔写、刀刻、范铸等）、不同地区所形成的汉字书写的大类别和总风格。汉字字体在今文字阶段形成了正规字体和变异字体的差异。一般把隶书、楷书称作正规字体，行书、草书称作变异字体。变异字体的结构是对正规字体结构有系统的变异，因此，它们的构形系统依附正规字体而存在。研究汉字字体风格特征和演变规律，探讨变异字体——行书和草书结构的变异规律，是汉字字体学的任务。
3．汉字字源学。尽量找出汉字的最早字形，寻找每个字构字初期的造字意图，也就是探讨汉字的形源，也叫字源，这是汉字字源学的任务。字源学是研究探讨形源的规律和汉字最初构形方式的学科。
汉字字用学与汉字字源学是从不同角度提出来的。个体字符造出后，并不是永远用来记录原初造字时所依据的那个词或词素，它的记录职能时有变化。字用学就是研究在具体的言语作品里汉字字符记录词和词素时职能的分化和转移的。
汉字字源学探讨原初字形，属于汉字学范畴，字用学探讨汉字记录汉语的实际职能，属于训诂学或文献词义学范畴。
4．汉字文化学。这种研究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是宏观的，即把汉字看成一种文化事象，然后把它的整体，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巨系统下，来观察它与其它文化事象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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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是宏观汉字文化学；另一方面则是微观的，即要研究汉字个体字符构形和总体构形系统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对这些文化信息进行分析、加以揭示，这是微观汉字文化学。总之，汉字文化学是在作为文化事象的汉字与其它文化事象的互证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如果说，汉字构形学是描写的，那么，汉字文化学则是解释的：它要从历史文化和客观环境出发，对汉字个体字符构形的状态及其原因加以解释，同时对汉字构形总体系统及其演变的历史所以如此作出回答。
汉字学这四个分支的内容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而汉字构形学则是其它三个分支的枢纽和基础。这是因为，通常所说的汉字三要素形、音、义，音和义都是汉字作为汉语的载体由汉语那儿承袭来的，只有字形是汉字的本体。不论研究汉字的字源、字用、风格和他所携带的文化信息，都必须先把汉字的构形规律搞清楚。
历代的汉字学，包括汉字形义学、汉字字用学、汉字文化学、古汉字考释学、汉字形体演变学??都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真正的、具有科学理论体系的汉字学基础理论，至今并未完善；这是因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两种固有的积习。这两种积习，都是早期汉字研究的实用目的带来的。 中国古代的文字学称作“小学”，因“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这一制度而得名。它的目的开始是起点很低的识字教学，两汉经今古文斗争以后，因古文经学家的推崇，一下子上升为考证、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也就是讲解古代书面文献的工具，而有了崇高的地位。汉字所以能成为解读古书、考证古义的依据，不仅因为它具有记录汉语的功能，还因为它始终是表意文字系统，据义而构形，从字形上可以探求词的本义，以本义推导引伸义，再加上语音的因素找到本字而辨明假借义。由词义而句意，由句意而章旨，由章旨而知文献所传播的思想。这种十分明确的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造成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的。“六书”是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模式的凡例与法则，但是，“六书”的前四书虽勉强可以涵盖《说文》小篆的构形类型，后二书却与构形没有直接关系。细究“六书”的意图，很大成份是着眼在探求形中的意（造字意图）和义（构字所依据的词义）。只有兼从“释字之法”而不是单从“造字之法”的角度，也就是汉字形义学的角度，才能准确理解“六书”。而通过造字意图来探求词义，已经跨越到语言学范畴，并非单纯的汉字本体研究了。“字”在“小学”家心目中常常是“词”的同义语。正是因为他们忽略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相对的独立价值，才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小学”家对汉字的关注一般是以个体为对象的。汉代及此后纂集的“小学”专书，大多以音、义为纲来订编则，以形为纲的《说文解字》尽管包含着十分宝贵的构形系统的思想，但是由于使用他的人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太强烈了，后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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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的应用，多数都着眼在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而对它的评价，自然也以它提供的每个形体与意义考证的效果为标准，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后代《说文》一类的字书在理论的自觉性上比之《说文》远远不如，绝大多数只是袭用《说文》的框架来罗列字形——而且是不同历史层面的字形——因而很难看出汉字形体所具有的系统性。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这种本体研究的障碍。加之历代字书都不区分字形的历史层面，提供不出一批经过整理的系统字料，创建科学的汉字构形学便更加难以起步。没有一套能够分析汉字构形系统的基础理论与可操作方法，有关汉字的许多争议问题便不易取得共识，汉字史的研究也就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传统文字学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到研究汉字总体的重要性，字书对字的类聚本身就表现出“小学”家认识汉字总体的愿望。而且，任何单字的考证都必须借助大量相关字形作为参照，考据家不可能没有总体与个体关系的意识；但是，传统文字学仍然不能完成创建汉字构形学的任务。这是因为，古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未能给它提供分析总体字形内部结构的理论和方法，因而面对三千多年不断变化又不断积淀的数万汉字，他们难以由纷繁之中见其规律。
近现代文字学的许多专家对汉字理论的研究，为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出土文字的自觉考证和古文字学的建立，不但使汉字构形的规律逐步得到了多方的印证，而且使文字断代的观念得到了强化。从甲骨文到秦篆历代古文字大量形体的实际面貌，隶变以后汉字形体演变的复杂事实，都对传统“六书”提出了挑战，进一步说明了“六书”仅对秦代规范的小篆是适合的，但是它无法覆盖历代的汉字构形。为了使汉字构形的类型划分能够切合古文字的实际，一些文字学家提出了“三书”说，但是，“三书”说对古文字说来过于笼统，对今文字说来又不完全切合，始终未能将“六书”替代下来。“六书”明显的局限性，增加了进一步总结汉字构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从新的角度来看“六书”，又使我们产生了以下的看法：“六书”本来是以秦代规范的小篆为基础总结出的汉字结构分析模式，它所以能统帅汉字构形分析几千年，主要是它的“结构—功能”分析法适合表意文字形体结构的特点，传统“六书”不应当抛弃，而应当为汉字构形学的总结提供一种合理的思路。
汉字构形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给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它指导我们把中国古代“小学”中的朴素的辨证方法和从自然科学中总结出的系统论思想加以比照，上升为理论，再参考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些适合汉语的合理原则，构建出分析汉字构形体系的可操作方法。
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贮存并整理了秦代“书同文”后统一的、经过简化的篆字，这批篆字中的主要部分，首先被收入小学识字课本，字形上经过严格的规范。其它扩展部分收入的字形，也经过编著者许慎的优选。就资料而言，极为可贵的是，许慎对《说文解字》的编排及对汉字的处理，已经表现出十分明确的系统论思想，在他的思想基础上略加整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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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在小篆阶段，汉字构形系统已经成熟。
20世纪初，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g）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思想。他给“系统”下的定义是：“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在语言学领域，索绪尔首先把系统论的思想用于共时的语言学，提出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方法。美国的结构语言学发展了描写的语言分析方法*，欧洲结构语言学形成了功能的和语符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原则，都可以帮助我们，把传统文字学本来就有的系统思想，进一步提升为操作性较强的汉字构形学。
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这些元素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与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这种演变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作出符合历史的解释，才能称为汉字史。汉字构形学应当为各个历史层面上汉字构形系统的描写和历时层面上汉字构形不同系统的比较服务，为之建立基础的理论与可操作的方法。描写是解释的前提，比较又是探讨演变规律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这种汉字构形学的建立，会使汉字学与汉字史都进一步科学化。
汉字构形学的性质与任务是什么？
汉字构形学的基本方法是对共时平面上的汉字存在的形式加以描写，所以，它属于共时的描写汉字学。它不涉及汉字的诸多复杂现象，只是对有关汉字的基本概念和描写汉字构形的基本方法和程序加以说明，所以它属于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这个层面。
处于共时层面上的汉字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这是一个并未经过验证的问题。要想验证汉字构形的系统性，必须保证字料的共时。这些字料还必须属于同一体制。而验证的方法则是将这个共时的构形系统描写出来。
它应当为各个历史层面上汉字构形系统的描写和历时层面上汉字构形不同系统的比较服务，为之建立基础的理论与可操作的方法。描写是解释的前提，比较又是探讨演变规律的必要条件，所以，汉字构形学在汉字学四个分支中必然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其它三个分支都要在它的基础上建立。
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是以汉字构形系统的存在为条件的。它的任务应当是： 第一、 第一、 认识汉字构形的种种现象的实质，为其设置术 语；
第二、 第二、 提出整理汉字的可操作方法，特别是由大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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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萨皮尔1921年出版的《语言论》和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1933年出版的《语言论》为奠基之作。
以N·特鲁别兹克伊和雅各布森为代表的布拉格“功能”学派，以L·叶姆列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语符”学派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的完善和理论的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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