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的音乐声，我们就在这“和谐”的环境里，整整生活了三年，直到1944年夏天毕业时才离开露济寺。
潜心研做学问
武大历来以学生读书用功、学校考试严格著称。当时武大、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
大学四所中国一流学府联合招生，武大入学时还要参加甄别考试，不及格者一样被拒之于门外。试题并不简单，有位校友先就读于金陵大学，后再考到武汉大学。他说：“有一门科目我在金陵大学考到９９分，来武大参加甄别考试才得７０来分，让我大吃一惊。通过了甄别考试还不能放松，本科科目考试把关甚严，２门以下不及格尚可补考，三门则留级；若有一门主课０分，则给予除名。严格的淘汰制使许多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如１９３８年首次招生４８１人，但四年后毕业人数只有２１４人，连一半都不足，其他年份也大致如此。生物系四八级入学时有１７人，但到第三学年，仅剩下刘蕙兰一人。当时生物系名家荟萃，有７名教授围着她一人转，无怪乎同学们称之为生物系的“白雪公主”。乐山校友李道伦说：“当时能四年毕业的学生算幸运了，不少人要留级才能毕业。”武大校风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体制下，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校友万泽郁回忆道：“武大迁乐山以后，虽然校舍分散，无人管束，但学习风气浓厚，凡是武大学生居住的地方，处处、时时均可听到琅琅读书声和热烈争论的谈话声，即使在茶馆，或其它娱乐场所，也可见到这般动人的情景。”能在武大毕业的学生都是有真才实学之士，武大的办学质量不仅在国内被广为称道，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声誉。１９４８年牛津大学曾致函国民政府，确认武汉大学文理学士毕业生成绩在８０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１９４２年毕业的土木系学生、现西安交大教授蒋咏秋，在１９４７年秋用母校的毕业文凭同时申请入美国五所著名大学，五所大学都表示愿意接纳。历史系退休教授马同勋当时的毕业论文在大三第二学期就开始准备，之后每日不是在图书馆查找资料就是向老师请教。他的毕业论文竟全是用毛笔一笔一画写成的。在一次教授评定会议上，专家们看到这篇半个世纪前的学士论文，仍然盛赞不已。
八年炼狱
月薪不够买一斗米
乐山毕竟是座小城，武大师生潮涌而至，城里用房顿时十分紧张。虽然当地老百姓竭力相助，将闲置的厂房和庙宇都交给武大使用，但无奈空缺太大，因而学生只能挤在鸽子笼似的寝室里艰难度日。我们参观了保留较好的龙神祠，即以前的二宿舍。全部是木结构——木梁、木墙、木门、木梯、木地板，上面是厚厚的沉沉的青瓦，重重地压在脆弱的木结构上，一个人在二楼轻轻一跳，整座楼仿佛都要晃几晃。看着昏暗的里面，想到以前这里挤满了武大学生，不由喟然。
当时除了六宿舍是武大自己兴建的以外，其它都是乐山原有的房子。杨端六、邵逸周多方奔忙求助，也只能把房子草草修茸。武大校舍遍布整个乐山城，其中理工学院还远至城外。
教师住房自行解决。当时整个乐山，城里城外，山上山下，到处都有教师的居所。有的甚至远至岷江对岸的任家坝，每天都要乘船来校上课。
在西迁初期，由于乐山地处川西，受战乱影响较小。丰裕的薪金、安定的环境和完备的教学科研设备吸引了许多名学者前来执教。
但随着战事的深入，乐山渐渐无法“绝世而独立”了。教授们的薪金渐渐减少，加之物价飞涨，货币一贬再贬，教授们日渐窘迫，“普遍地泛在脸上的红润没有了，代替那种美丽底颜色的是一种苍白。”（《一个大学校长》）中文系\五老八中”之首刘永济教授也被迫在一家裱画铺里挂牌代客写字。他在一首《浣溪沙》描述了当时的凄凉窘迫：
煮字难充众口饥，牵萝何补破残衣，接天兵侵欲无辞。一自权衡资大盗，坐收赢利有伧儿，一家欢笑万家啼。
“八·一九大轰炸”中，整个乐山城被炸掉了三分之二，几乎成了一堆废墟，学校和许多师生的财物被炸毁或被烧光。武大师生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杨端六、叶圣陶等30多位教授的家当就被全然炸毁烧毁，在亲朋的接济下才得以渡过难关。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钱歌川在《巴山随笔》叙述说：月薪不够买一斗米，非举债无以为生；因为无力支付学费，教书匠儿女也不得不辍学。
许多乐山时期的学生仍然记得，在城外有一间茅屋；屋里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别无长物，屋前是一小片菜地，门口常停着一辆黄包车。这就是王星拱校长的居所。一袭布衣，一双破鞋，王校长的穿著十分简朴。乐山老校友黄模回忆说：“那时王校长穿的裤字的裤管烂了，出须须了，他还是继续穿。”作为国民政府部级官员，王星拱校长也不得不让儿子王焕昕（现为安徽大学退休教授）到工厂做工，他的女儿虽然能在大学读书，但也要到一家私立小学兼课，自己养活自己。
校长如此，教授更是如此。为节省雇请工人的开支，许多教授不得不亲自操劳家庭细务。年老体迈的土木系老教授丁人鲲也要自己劈柴，学生们看到了无不潸然。连家境较好的杨端六教授（其妻袁昌英为外文系教授，一家有两份工资）也不得不自己提着菜篮上街买菜。
救命圈
迫于生计，许多教授不得不另谋兼职。武大附中成立后，许多名教授如刘博平、黄焯、张远达、周大璞前来兼课，以接济生活。有些更是远至其它中学兼课，吴熙载教授在《兼课记》中回忆说：“解放前我在武大工作的八年中，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都过着在中学兼课
的生活。每个星期都必须来回奔走于乐山县城和牟子场之间。一到县中，便连珠炮似的上课，二十节课连续在三天全部讲完，晚上是备课和看学生作业的时间。三天之后，又仆仆风尘赶回武大准备试验、写讲义和上堂讲课。”
家属也不得安逸，会做汤圆的卖汤圆，会包饺子的卖饺子。有教授半夜在家里自制糖球，白天叫小儿到街上叫卖。还有一位教授，家中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变卖了，就将破布鞋和自家种的白菜也摆在家门口叫卖。
在小城街头，忽然有一天师生们看到一位白种妇人在卖油炸面圈圈。当时在乐山外国人不过几人，外国人卖油炸面圈圈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怪事。这个妇人就是黄炎培之子黄方刚教授的外籍夫人。自从黄方刚因贫病逝世后，其夫人无以为生，只好做油炸面圈圈出售以谋生计，学生们看到无不心酸。钱歌川称这种油炸面圈圈为“救命圈”。
连年战乱，百业凋零，惟独寄卖一行反而生意兴隆。人不敷出，谋生无路，使武大师生不得不变卖旧物，大至赖以保暖的衣物，小至读书人视为生命的书籍，能卖即卖。有人就曾见过王星拱也出售自家的花瓶和毛毯以接济生活。校长尚是如此，其他教师和学生自不待言。因而一时间寄卖行业生意兴旺。
教师尚且如此，学生自然不在话下，尤其是来自战区的学生，大多是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终年靠贷金度日。伙食十分粗糙，早餐只有半碟咸菜，校友回忆说：“若是有些许花生米，那就是最大的享受了。”
“八宝饭”对于那时的学生来说可能是最熟悉不过了，这种饭里面满是沙子、稗子、老鼠屎等“佐料”，故被学生黑色幽默为“八宝饭”。午晚两餐是八人共一钵有盐无味的老青菜，但有些同学却连这些老菜也消费不起，终年以豆腐乳度日。有的学生甚至连袜子也穿不起，光着脚穿鞋。冬天鞋子冰冷如铁，无奈之下唯有用报纸垫鞋底，聊以保暖。
教授应该死在讲堂
虽然生活十分艰辛，但师生们始终恪守职责，自强不息，体现了崇高的敬业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历史系吴其昌教授系梁启超和王国维两位大师的高足，一身学问，深受学生欢迎。但是身患严重肺病，却无钱医治。迫于无奈，他不顾被嗤之为丢格，以堂堂大学教授身份参加嘉峨师管区主办的“中国之命运读书心得”征文比赛，以求薄酬。此中委屈，令人心酸。
若在文学院听到一阵阵嘶哑的咳嗽声，大半是吴其昌在给学生上课。虽然贫病交加，他仍始终坚持工作，朋友们劝他注意身体，他却一如既往，被逼急了他就说：“战士应该死在沙场，教授应该死在讲堂。”他还说：“我勤奋工作，一天顶两天用，活四十岁等于人家活八十岁。”课堂上他咳嗽咳出血来，学生实在不忍，纷纷请他回去休息，但他说“没关系，过会就好”，就继续上课。
法学系教授孙芳更是凄苦。八·一九日机轰炸乐山时，他的家人全部遇难。此后他变得沉郁多病，加之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潦倒困苦。有学生曾见他中午下课之后不回家，随便买一些青菜，径直到开水房烫一烫就吃，聊以充饥。他不顾劳苦在外兼职律师，所获薪金却全然用来出版其呕心之作《民法概论》。由于长期贫病交集，在复员时孙芳教授客死异乡，最终未能返回珞珈山，而成为了最后一位住进“第八宿舍”（即武大公墓）的人。
Honour System
迫于生计，学生大多在外兼有差事，在老校友中流传着一个感人故事：有一对恋人，在武大求学时双方生活均是十分拮据，第一年一方休学赚钱供另一方读书，第二年则“换班”，原来读书的就休学赚钱，原来休学的就回校读书，就这样二人相濡以沫，终于在八年之后双双毕业。求学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西南师范大学孙法理校友回忆当年的兼职生活时，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那时孙法理在城外小学兼课，由于路程远，每次不得不在下课前十分钟“开溜”，这让任课老师高尚荫察觉了。一次课后遇见时，高老师问他：“是不是在外面兼课?”言语间满怀关切，毫无责备之意。孙法理说：“这说明当时老师对学生是充满同情和信任的。”
困苦让学生难以专心学习，但却磨练了他们的意志，砥砺他们的品行。虽然在外兼职，但学生仍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老校友们回忆当年的求学生活，无不为那时浓郁的学习氛围称道。几百人的宿舍，除晚饭时间外，平时都很安静，“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留在宿舍的同学们都认真学习，由于宿舍狭窄，无法安置桌椅，学生就将被子叠起来放书。家境较好的买张竹桌放在床上，也足以让同学艳羡不已。
由于自习教室很少，大多学生都跑到茶馆学习。一碗茶，几本书，一坐就是一整天。有些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与里面的和尚一起晨钟暮鼓。
因为有了太多的责任和抱负，学生们都十分自爱，赵师梅考试时，把题目抄在黑板上，然后挥笔写上\”就头也不回地离开。没有人监考，学生们一样遵守考场纪律。
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全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结果那次考试全都0分，全部要重修。在当时那么严格的淘汰制度下，学生们仍能坚持原则，不可不谓教育之成功。难怪许多老校友们说武大给予他们的，首先是德，其次才是知识。
永远的武大
暑假期间，有幸到了５０余年前抗日时期武大内迁乐山时的遗址，此情此景，感触颇多。——题记
站在狮子山顶老图书馆前，竟穿越时空想起乐山那座孤寂的文庙—— 一个地区文化的象征。通向文庙的路旁，池塘浮萍碧绿，紫萝兰开得正浓。几十年前这里曾承载了一所大学的一切，一大批巨擘大师、热血青年聚集于此，潜心学术，救国救民，民主自由之风构建起一所真正的大学。驻步王星拱、周鲠生校长的画像前，上了年纪的老校友忘不了他们的一点一滴，更忘不了当年武大的欣欣向荣，严谨的学风，踏实的作风，自由的校风。历史留下来的仅仅是这些，后人拼命拾取有时也只是前人的一个灵感。正像我们寻着武大的足迹，一路历史却挥洒着现代的气息。
乐山，古称嘉州，珞珈与乐嘉，冥冥中就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用手抚摸文庙深红色的古墙，竟然心头一颤，这就是历史的质感吗？冰凉的冷静，那一刻我有些颤抖，现在想来有些惭愧。我没有搞懂那段历史，更没有了解那一代人。５０年前的武大人站在５０年后的武大人面前，半个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这两代人，恍如隔世。听着那些历史的声音，我们的内心再也平静不下。那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要我们去捉摸，那似乎是一扇门，通向过去却又预示着未来，尽管谈话者是那么的平静，像个世纪老人，平静而闲适的武大人，惊天动地的背后仍只是浮云淡淡，平凡的背后更是少有的平静。
似乎看到两位一袭长衫的智者，一左一右，谈笑风生，便将抗战八年的武大深深地写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永远镌刻在乐山人民的心中。过去的礼堂如今已是荒凉一片，如同隔着五十多年看博物馆里的历史。想用手去触摸，只留下一丝红色，这仅仅是历史的颜色，还是后人的猜测。从文庙走到这里要爬一段阶梯，但心情是急切的，精神与肉体在这时总不会达到统一，就如同我第一次爬上老图书馆，与历史接触是需要力量与胆识的。耳边一片安静，文庙全景尽收眼底，在那个“读书清高”的年代，再也没有哪儿比这里更适合办学了。多少饱学之士曾激情飞扬，让青年学子欣羡不已，每一点滴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智者的一句句妙语，智者与凡人的不同就在于，智者从平常中发现激情，而凡人在平常中迷失自我。大学就需要这种智者。王星拱，朱光潜，周鲠生??无一例外。
当我们背负历史的沉重走出文庙，离开武大的另一个家，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满怀敬意与好奇而来，其实我们又能带走些什么，我们什么也没有带走，如果说有的话只有对历史的误解。武大永远是武大，不管在乐山还是在珞珈山，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抗战时期，昨天就是今天的历史，后人有一天也会像我们一样去追寻我们的这个时代，多少年后发出历史声音的也许就会是我们，因为我们也同样代表着武大的历史。
想看看文庙时期的武大，不必跋山涉水，只要爬到狮子山顶老图书馆前静静地坐一会儿，最好闭上眼睛，那种感觉就是武大的精神，不论是在珞珈还是在乐山。
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复员到武昌珞珈山；同年，恢复抗战期间被撤消的农学院。
1947年，又增设医学院，至此，国立武汉大学最终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目标。
1945和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两次致函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武汉大学在内的中国七所高校文、理学士毕业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大学之“高级生资格”。
周鲠生（1889－1971），字荫松，湖南长沙人，1945年7月至1949年8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国际法》、《近代欧洲外交史》、《近代欧洲政治史》、《不平等条约十讲》、《国际政治概论》等。
五、建国后武汉大学（1949－2000）
1949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武昌。6月，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