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同时，王世杰与叶雅各亲自带领师生在珞珈山造林，半年植树50万株，使园林化的校园里的中西合璧建筑群更为秀美壮观。1933年，一期工程完工后，曾昭安组织编印了《国立武汉大学建筑摄影集》，含有41幅精美照片。
一期工程耗资150万银元（因通货膨胀，实际耗资170万），中央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各支持75万，李宗仁拨款20万资助；二期工程，中央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又各支持75万。余下部分，由委员们通过各种渠道筹得，如中英庚款、汉口市政府、湖南省政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捐资等，总计400万银元。
一期工程（1930年3月-1932年1月）：文学院、理学院、男生寄宿舍、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教工第一、二住宅区、运动场、国立武汉大学牌楼等共13项；
二期工程（1932年2月-1937年7月）：图书馆、体育馆、华中水工实验所、珞珈山水塔、实习工厂、电厂、部分生活用房、法学院、理学院（扩建）、工学院、农学院（未竣工）等共17项；
未完成工程：医学院、大礼堂、总办公厅因经费不到位未建。 “坚固、避免奢华、富有民族美术性”，这既是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总体建设的指导思想，也为70余年的历史所验证。
现今，因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是中国近代大学建筑的佳作和典范，并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它与清华大学早期建筑和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建筑一起作为首批中国大学校园内历史建筑群现址，于2001年6月25日被中国国务院正式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大早期建筑总面积在入选的三所高校建筑群中居于首位。
国立武汉大学牌楼
1929年选定校址时，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经学校函请湖北省建 设厅自街道口校区建筑一条专用道理，宽10米、全长1.5公里，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原位于街道口大学路起点一侧的象征学校大门的老牌楼，历史上曾两次修建。第一次是四柱琉璃飞檐木结构，结构古朴、描金彩绘、漆彩画甚是别致，目前尚未见到有确切记载的建造年代（可能是1931年）。而从武大历届毕业纪念册上的照片分析，木牌楼应该在1934年6月前竣工。可惜次年毁于龙卷风。因此难以弄清牌楼上的字系谁人所书（可能是王世杰）。
第二次修建时间据历史照片分析，估计建于1937年夏，牌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采取四柱三间冲天式。前面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尚不能确认由谁所书（可能是数学系教授萧君绛），后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则由中文系教授刘赜第二次修建时间据历史照片分析，估计建于1937年夏，牌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采取四柱三间冲天式。前面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尚不能确认由谁所书（可能是数学系教授萧君绛），后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则由中文系教授刘赜（刘博平）书写，表示武大办学的理想规模。到1983年校庆之际，又代之以书法家曹立庵所写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目前仍位于街道口，但已经破败不堪。
六一纪念亭
六一纪念亭，位于珞珈山、狮子山之间的学府路东侧，宋卿体育馆的南面，有一座六
角飞檐，碧瓦熠熠，六根朱红圆柱支撑的纪念亭，是为“六一”纪念亭。亭高约7米，上部攒尖顶为木质结构，下部红圆柱用水泥铸成。亭中立有一块石碑，碑高1.46米，宽0.58米。环亭四周，冬青围护，亭后民族样式的教四楼作为背衬，二者在建筑风格和整体布局上协调一致，融为一体，突现出纪念亭质朴、肃穆的氛围。亭为六角，柱为六根，富意六月的意思。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军警千余人突然包围武汉大学，搜捕进步教授和学生，并开枪打死王志德、陈如丰、黄鸣岗三名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6月4日，武大“六一”惨案善后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其中一项议题是讨论纪念死难者的办法。决定在校内建筑一座纪念亭，将3位同学的殉难经过，刻写成碑文，并烧制瓷像（或铜制浮雕），以作永久之纪念。李建章先生1947年8月从安徽大学回到武大执教，这时离“六一”惨案刚过两个多月时间，但珞珈山上仍然充满白色恐怖。李先生冒着杀头的风险，临危受命，撰写纪念碑碑文。1948年6月1日，“六一”纪念亭内树立起纪念碑。
“六一”纪念亭成为校内外青少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地方。人们永远缅怀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中死难的三位同学。
宋卿体育馆
体育馆位于狮子山西南部坡底，1936年7月竣工，馆长约35.05米，宽约21.34米。黎元洪（字宋卿）病逝于天津后，原想迁葬于珞珈山南麓（当年的珞珈山尚无茂林，天气晴好时，放眼望去，可以在山体上清晰地看见九条龙脊，被誉为九龙戏珠的风水宝地），校方没有答应。后由黎元洪的两个儿子黎绍基和黎绍业将黎元洪筹建江汉大学的基金十万大洋（中兴煤矿股票）转捐给武大而建造的。体育馆四周绕有回廊，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柱，屋顶采用跨度三十多米的三铰拱承重，这是当时西方非常先进的建筑工艺，正面看台又有中式的重檐——三檐滴水，馆里还做了只有宫廷或者高规格庙宇才采用的斗拱。里面有看台，外有观景台，开尔斯原本想要在馆前建一个游泳池，未被采用。同时拟在馆内建辛亥革命首义纪念馆，由于抗战爆发而未果。屋顶覆绿色琉璃瓦，利用密檐高差采光通风，侧墙框架结构，山墙取巴洛克式，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推举蒋介石为总裁，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1947年武汉大学“六一”惨案追悼大会也在这里举行。
老斋舍
狮子山南坡的老斋舍是武汉大学宫殿式建筑的最好例证。
老斋舍有很多“别名”，实为“男生寄宿舍”，武汉市民也叫它“武汉的布达拉宫”。老斋舍的三座拱门曾用“六一”惨案中牺牲的三位烈士之名命名，分别叫做“如丰门”，“志
德门”，“鸣岗门”；后来日本人带来了樱花，浪漫的武大人称老斋舍为“樱花城堡”。原计划建造六栋宿舍，后期由于金费问题减少到现今的四栋，四栋宿舍由三座罗马式拱门连为一体，为不失中国特色，在拱门顶修建中国古代单檐歇山式亭楼，突出了拱门的导向性。 建筑平面采用不同层次的依山组合，巧妙地顺应了自然地势的变化，同时借助山势构成气势磅礴的立面效果。在不同标高处，沿等高线建成不同层次的房屋，各排房屋底层地面在不同高度上，而屋面则在同一平面上，形成“天平地不平”的格局，有曲径通幽之感，更寓意先天的不足可以由后天的努力弥补，勉励同学勤奋用功。
老斋舍落成伊始，单身教职工住“天字斋”，女生住“地字斋”，其余为男生宿舍。宿舍每层都供应冷热水沐浴，盥洗及冲水厕所，在当时是相当“贵族化”的，郭沫若来武汉大学时曾说：“武大把外国享受的一套学到家了。”老斋舍虽然“洋气”十足，编号却古朴雅致，采用中国古代《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十六字命名各个斋舍（昃ze二声，宿xiu）,是中国古典的典型代表。
老图书馆
如同刘道玉老校长一样，樱顶老图书馆是武大的象征。
老图书馆体积大，跨度长，有与天地而鄙万物之状。它是狮子山的最高处，海拔55米，但在武大未入主珞珈以前，文学院所镇压的地界才是狮子山最高，海拔65米，山头因为工程的需要被截了10米。
老图书馆前部两翼各四层原为办公用房，后部两翼各七层为书库，最初藏书15万余册，实际可容纳200万余册，这在解放前国内大学里是屈指可数的。
一楼阅览大厅由八角形外墙围成，另由环行外走廊。木地板下由取暖道，冬天，烧上烤火炉，热气进入取暖道而使地板发热，阅览室内便像春天一样温暖，可惜年代久远，这套供暖设备已不能用。
其内部装饰极为讲究，如正门上方镶的中国图书馆祖师——老子的镂空铁画像。 狮子山的建筑群屋顶都为孔雀蓝（青绿）琉璃瓦，湖山秀水融为一体，这种冷色强调了阴影的阴凉和阳光的温暖，形成了悦目的对比，狮子山终年青绿，屋顶色与自然环境相调和，淡雅的格调，在炎热之夏有清凉之感，使人不会烦躁。
老图书馆一带可攀可游，景色像一幅画卷，雄伟而不失雅致，一眼看不尽，需且走且现。中外名人来校访问必登此处。
学生饭厅及俱乐部
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是武汉大学最早竣工的建筑之一，位于狮子山顶的西部。1931年9
月建成。建筑下层作学生饭厅，上层为学生俱乐部。为改善学生俱乐部的光线和活动空间，在传统的歇山顶上又增加两层亮窗和马头墙屋面，形成独具特色的三重檐式歇山顶。内外装饰极富民俗特色，房梁上有“宝葫芦插三戟”的图案，即祝福学生连升三级，雀替上有“蝠（福）在眼前”的雕饰：蝙蝠大睁双眼，看着下巴前的铜钱。
学生俱乐部实际上是当时学校的临时礼堂，许多重大聚会和学术报告在这里举行。抗战期间，董必武、周恩来等在此进行抗日宣传演讲，号召青年学生到前线参加抗战。蔡元培、李四光、胡适、蒋介石、李宗仁、司徒雷登等中外名人曾在此演讲，作学术报告。
文、法学院
法学院
老图书馆东西两侧分别是原文学院大楼和法学院大楼，两栋楼的外形大体一样，是一对姊妹楼；它们一左一右，相对矗立，可谓左辅右弼，忠实地拱卫着老图书馆，使之更显气势恢弘。不同的装饰手法，生动地体现出不同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同时，法治尚武，象征“武治”，与“文教”形成对应；分别象征“文”、“武”的文、法学院分居老图书馆左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左武右”的体现，意为文武相谐、文华武英。这一建筑“组团”采用了“对称平衡、中央突出”的手法，老图书馆居中为主，东西两翼文、法学院的后沿在图书馆前沿之上，既居次席又自成体系，各组建筑轴线主次分明。文学院、法学院、老斋舍及其三座亭楼，以及法学院西侧的学生俱乐部，紧紧地围绕着老图书馆这个中心，犹如众星拱月，并与周边的体育馆、理学院、工学院等建筑遥相辉映、相得益彰。
文学院大楼于1930年4月开工，1931年9月落成，建筑面积3928平方米，总造价17.68万元，由汉协盛营造厂中标承建。在建成之初，文、法两学院及校长办公室等均设在这里。由于学校规划建设的总办公楼一直都未能开建，故国立武汉大学的三任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及后来的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邬保良等均曾在此办公。文学院大楼占地呈正方形，是四合院回廊式建筑，立面有4层，宫殿式屋顶；为了有效利用四合院中的地面空间，在第一层加设了一间大教室；清水墙体，盂型屋顶，琉璃瓦面；翘而尖的南方式飞檐，活泼俏丽，意显文采飞扬。与西边法学院平而缓的北方式飞檐遥相呼应。
法学院大楼，于1935年8月开工，1936年8月竣工，由上海六合公司中标承建，建筑面积4013平方米，工程造价18.06万元，其中湖南省政府资助12万元。法学院大楼为四合院回廊式建筑，占地呈凸形；其琉璃瓦大屋面，从外面看似庑殿顶，实则为开口的大天井，利于室内通风、采光；屋檐上有“仙人骑鸡”，后立七个脊兽，有镇火灭奸人之意，四角飞檐平而缓，更显端庄稳重，寓意法理正直、执法如山。
理学院
理学院
位于在图书馆级东（左）侧，主楼采用八角面墙体和拜占庭式的钢筋混凝土穹隆屋顶（直径20米），与南面的工学院方形墙体和玻璃方屋顶相呼应，体现出天圆（北）地方（南）的建筑理念。同时，圆顶也是为抗东湖边吹来的强风。中部主体为科学会堂，首层有三个阶梯教室（也是中国最早的阶梯教室），二层为理、工学院的教室，三层为生物系的标本室和数学系的模型室。两侧配楼为化学楼和物理楼（实验室），楼高4层，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瓦。会堂与配楼有连廊相通构成整体。1948年10月10日，华中区科学团体联合会曾在此召开。现在这儿也常常是武大学生社团常常开会讨论的地方。
工学院
现在的行政大楼即为原工学院大楼，建于1936年，融欧洲哥特式风格与中国古典建筑特色于一体，四隅相对，雍容华贵，典雅大方。工学院大楼坐南朝北，呈四方形，顶部全部用玻璃盖顶，中央为一个集中采光的封闭天井，四周为回廊。大楼的四角都有配楼，配楼的屋顶仍是孔雀绿琉璃瓦。四个配楼紧围主楼，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使主楼更显雄伟，是为武
汉大学传统建筑群“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代表作。它与理学楼一南一北，屋顶造型一方一圆，而方与圆，都造型严谨，象征理工科的学术特点。攒尖式四角重檐玻璃屋顶，共享空间的玻璃中庭构造，是全世界最早采用空间共享这一建筑风潮的建筑之一。与外围的四座中国传统配楼和正前方的两座罗马式碉楼相组配，是典型的中西融合式建筑。四角的圆盘形水斗，既解决了大屋顶的排水问题，同时又成为美化建筑的装饰；中国传统建筑中罕见的狮面兽装饰，独具匠心。
半山庐
半山庐，是武汉大学校园内一幢老式建筑，依偎在苍翠的珞珈山腰，绿树环抱，幽雅宜人。，高达7米，由两个阳台将三栋两层的楼房连缀而成，中间一楼伸出一个装饰性屋檐为入口，八个飞檐毫无雕饰讲究，整栋楼用色简拙，皆青砖墨瓦，外表极显质朴无华之能事，与珞珈山的苍秀山势混为一体。据说半山庐的建筑与选址是武大一位研究易经的教授所设计。虽依山而建，但庭前却异常开阔平坦。本是单身教工宿舍，家眷不在武汉的教授大多住在这里。1937年-1938年，“武汉抗战期间，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寓居与此。
云蒸霞蔚“十八栋“
上世纪30年代，十八栋的环境之雅、门槛之高是有名的，是当时“中国最美丽的大学”
的一部分。郭沫若曾誉称其为“蜂窝水涡”、“物外桃源”，“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并表示抗战胜利后要来这里任教。
十八栋的含义，不仅仅是指那风光旖旎依山傍水的小洋楼，可能更重要的是那里面居住着代表了武汉大学文化、学术和气质的教授们。能够住在这里不光是舒适、气派，更重要的是名份。 处在海拔110多米的十八栋，因地处珞珈山南麓，避免了冬季呼啸南下的北风，而太阳由东南升起，由西南降落，刚好一整天跟这排别墅打了个照面。所以，一年的很长时间，这里总是一派静谧祥和。
当时小洋楼基本格局相同，真假四层。一楼为厨房、杂物房和厨师房，二楼三间为书房、餐厅、客厅，三楼为三间卧室，四楼堆放杂物。电话、冰柜等一应俱全。厨房的炉灶烧白煤，炉膛有盘状水管，可以为三楼洗浴间提供热水，这在当时中国是为数不多的。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国立武汉大学名人荟萃，周恩来、郭沫若、康泽、黄琪翔等国共两党要员住过十八栋，斯诺也来造访。
据郭沫若的自传《洪波曲》中记叙，1938年4月，武汉大学举校西迁四川乐山。留下的校舍成了国民政府军官训练团的团部。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住在上面一层。郭沫若在校园里会见了张群和陈诚，握手寒暄，还与胡愈之等一起参加过蒋介石的“御前会议”。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寇进入珞珈山，十八栋成为日寇高级军官住所，有些楼房内部改造成日式风格。八年后乐山武大东还珞珈，十八栋总算安然无恙，王世杰、叶雅各等人手栽的香樟、酸梨枣等名贵树种，正郁郁葱葱，蓬勃向上。情景真如诗圣所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珞珈山上的郭沫若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