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三剑客
韩德培—武汉大学之法学奠基人
韩德培是中国国际私法学泰斗，先后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和多伦多大学。1942年转入哈佛大学法学院，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继续从事法学研究。1945年底，他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工作邀请，于1946年，应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回国到武大任教。历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会主席以、武大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由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为院系调整中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
吴于廑—武汉大学之史学大家
吴于廑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毕业于私立东吴大学历史系。1941年4月以“特优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在哈佛大学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吴于廑先生应周鲠生的邀请，回国到武大任教。历任武大历史系主任、武大副校长。
1950年，他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以“学大汉武立国”（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为题，作精彩讲演。1960年代，与周一良共同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大型世界通史教材，正式建立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1970年代以来，他的一系列宏篇巨论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兴起”。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共列举的八位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家之一。1993年4月9日，他以抱病之身又去主持与齐世荣先生共同主编的新的世界史教材的编务会议，在发言时突然发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一年后，唐长孺去世，武大历史系的“吴唐时代”从此结束。 张培刚—武汉大学之发展经济学开拓者
张培刚是世界公认的发展经济学创始人，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1941年4月，张培刚与吴于廑同榜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成为武大考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的第一人。在哈佛大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5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问世，翌年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金”，他也是荣获此奖的“东方第一人”。这篇论文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而张培刚本人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1946年8月，来到武大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1月，又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2月，辞去联合国优厚的职务和待遇回母校续任前职。1949年起，任武大校委会常委兼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1952年底随院系调整调华中工学院任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和基建办公室主任。
曾昭安—武汉大学之数学名流
曾昭安（1892年4月24日-1978年）乃中国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数学史和历算专家，中国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先后任武昌大学数学系教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教务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教务长、理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
1930年代至40年代，曾昭安主要研究代数理论和函数论，先后写了《代数方程式之葛洛华氏理论》、《黎曼积分法理论》等专著。 1940年代后，曾昭安的主要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外数学史，于1946年出版《学术历》。1950年代，他出版了专著《中外数学史》。同时开始了对天文学的研究，编写讲义《天文学通论》。其研究专著《中国天文学的成就》被高教部列为1956年完成的重要研究课题。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数学和天文学的科普性文章，能背诵圆周率两百多位数。还有《世界上最古的几何学》、《人造月亮》、《武大杂记》等著作。曾昭安是武汉大学数学的奠基者。
张瑞谨—武汉大学之工学骨干
张瑞瑾（ 1917 ～ 1998 ） 水利科学家和教育家，湖北巴东人。１９３９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１９４５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回国后，曾任中央水利实验处javascript:;研究员、武汉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历任武汉大学教授、副教务长、工学院副院长、水利学院院长，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副院长、院长，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水电部高等学校水利水电类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水利学会第一至三届副理事长。主编《水力学》、《河流动力学》。 张瑞瑾在高等教育中，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本科专业。他长期致力于河流泥沙运动基本理论和实际工程应用的研究，70 年代，在长江葛洲坝设计中，提出了解决船闸上、下游引航道泥沙淤积的基本途径； 80 年代曾担任三峡工程泥沙研究协调组组长，为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研究解决做出贡献。
叶雅各—武汉大学之农学脊梁
叶雅各（1894－1967），广东番禺人，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1918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森林系科学学士学位，1921年获耶鲁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任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理学院教授，参与选定珞珈山校址、制定校园总体规划并负责造林绿化工作；1933年筹建武大农学院，1936年农学院成立后任院长，1946年继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湖北省农林厅技术室主任、副厅长，湖北省林业局局长，湖北省林业厅副厅长；著有《女子与森林》、《杉木是强阳性树种》等书。
朱裕璧—武汉大学之医学创始人
朱裕璧乃湖北省宜都人。１８岁那年他考入上海同德医学专门学校，１９２９年由国民革命军少校军医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前方医院院长。同年年底自费赴德哥廷根大学外科学院攻读外科学，１９３４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被德国外科学会接纳为会员，出席了德国外科学会年会，从而在德国医学外科学史册上第一次载入了中国人的名字。１９３４年底，朱裕璧回到祖国并应聘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任副教授，两年后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特别奖金，经教育部推荐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１９４３年湖北医学院正式成立并招生，教育部任命去其为院长。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朱裕璧与员工几经周折，将医院迁回武汉，建起了一个较为像样的附属医院。这个附属医院在
解放后逐步发展成为今天具有现代化设备和先进技术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解放后随着医学院规模扩大，又在东湖之滨接收了中南疗养院，扩建为附属第二医院，即现在的武大中南医院。
珞珈三女杰
1932年珞珈山武大新校舍建成后，当时在珞珈山上有3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早期女作家，她们就是武大外文系教授袁昌英、中文系教授苏雪林和文学院长陈源的夫人凌叔华女士，人们尊称为“珞珈三女杰”。
武大世家
桂质廷（父），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地磁与电离层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许海兰（母），北省侨联副主席，湖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会长。九 三学社社员。１９７９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长期从事英语语音研究与教学 桂希恩（子）（1937年－），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贝利马2003年
。
度贝利马丁奖唯一得主，2004年度中国中央电视台十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李国平(父)（1910－1996），著名数学家，193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1980－1984年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函数论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我国数学物理与系统科学的主要倡导者与领导者之一。
李工真，（子），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德国现代化问题，并作出突出贡献，李工真教授曾多次荣获国家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制作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时吸收了他的研究成果，请他担任其中有关德国历史的第六集《帝国春秋》以及“大国系列丛书”中《德国》一册的学术指导，并在片中对李教授做特别采访。香港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邀请他作特邀嘉宾。同时，李工真教授因学识渊博而被称为“武大活字典”，是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他的讲座场场爆满。
三、 北溟化鹍
或文或武，尽显珞珈气魄；或农或商，皆是东湖豪情；或激扬文
字，书写着武大人的涵养；或挥斥政坛，呐喊着武大人的自信。煮酒论英雄，且看我珞珈学子如何扶摇腾空；历数风流，还看我武大人彬彬气贯长虹！
李健章，193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著名文学史专家，武大中文系“五老八中”之一。
端木正，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系，著名法学家，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胡代光，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首任院长。
方成，原名孙顺潮，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著名漫画家，《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
欧阳予，194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机系，核反应堆及核电工程专家，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耀东，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曾任台湾经济部部长、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珞珈景
历史的见证
一组70年前建造的老房子，一卷卷尘封已久的档案及老照片，而一代一代的武大人却被大气壮美的建筑群及里面所蕴涵的丰富历史信息、动人故事所深深震撼着。
山水之秀在于神奇，草木之美在于相依。正是在风水宝地珞珈山开始了化荒芜为奇迹进程。1928年8月6日，国民政府大学院聘任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
雅各、麦焕章为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李四光是地质学家、秘书叶雅各是林学家，对武昌郊外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叶雅各认为“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经全体委员实地考察后，1928年11月确定以武昌城外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远离闹市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狮子山一带为新校址。依据了国外著名大学校园的理想模式，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疏远相地选址理念。李四光和叶雅各推荐开尔斯（F.H.Kales）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邀请来开尔斯。开尔斯实地考察后，认为这一带山丘坡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遂赞同以罗家山为校址，后闻一多将其改名为“珞珈山”。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定址之后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修建工作。1929年3月，由于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经学校函请湖北省建设厅，开始修筑连接街道口的专用公路，但因修路迁坟触犯了一些坟主的孝亲观念，他们便联合起来向湖北省政府请愿，要求其出面制止。于是，省政府以武大新校舍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武大停止建设，另寻新校址。同月，代理校长刘树杞因事务繁忙而辞职。于是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首任校长。5月上任伊始，他便致力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勘测、规划以及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与叶雅各先生一道，率数十名民工于一夜之间将所有挡路坟墓全部挖掉，造成了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坟主们虽将此事闹到了中央，但也于事无补，这段宽10米、全长1.5公里的公路最终还是按照原定路线完成，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他还特邀省府有关人员亲赴珞珈山现场考察，一致认为此地风景优美，有山有水，在此建校，启发文化，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
与此同时，3月18日开始勘测规划，主轴线为李四光勘测所定。8月，省政府公布校园红线，东以东湖滨、西以茶叶港、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切至茶叶港桥头，总计面积三千余亩。学校用七块银元一亩水田、五块银元一亩山地的价格买下校舍用地。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昭安按王世杰的示意，组织教授会向教育部力争“像珞珈山这样的好地方，应该建校，无论哪个总统、主席也阻止不了”，结果获准。石瑛也积极支持王世杰，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反对迁坟者。
1929年10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开尔斯为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此外还聘有阿伯拉罕·列文斯比尔（A.Leverspiel）和石格斯（R.Sachse）为助手。另聘开尔斯在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缪恩钊为新校舍监造工程师、工程处负责人，负责施工技术监督及部分结构、水暖设计。在他严格认真的技术监督下，保证了这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体结构至今仍坚固如初。工程分别由汉协盛、袁瑞泰、永茂隆等营造厂及上海六合公司承建。1930年3月新校舍工程开工。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沈祝三坚信“质量就是根本”，要求武大工程均着眼于保固期百年以上，进料选优质材料，处处严格检验把关，即使在他遭到双目失明的沉重打击后，仍坚持主张双方均派工程师及监工随时监督检查质量。施工中一旦发现问题，则不惜代价，返工重来。
开尔斯的设计按照建筑设备委员会“实用、坚固、经济、美观、中国民族传统式外形”的要求，贯穿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思想，采用“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手法，对环境的深刻理解，对地形的巧妙利用。采中西建筑形式之长，集古典与现代建筑之美，开当时建筑风格之先。根据珞珈山的地形地貌和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使校园总体规划具有鲜明的特色。校园建筑物依照各自的功能，采用散点，放射状的布局，又遵循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原则，因山就势，建筑组群变化有序，整个校园在自由的格局中又有严整的片断，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群体。这些建筑群相互构成对位对景，面面相观，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环境空间层次。欣赏珞珈山校园建筑，不是在“可望”，而是在“可游”，步移景异，韵味无穷。当时大量西方建筑界都还处在探索阶段之中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被成功地运用在武大早期建筑的设计施工上，并且深刻影响到中国后来的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校园中心区由2条南北轴线和2条东西轴线相交汇形成两大组建筑群，总体规划因山就势，利用东、南、北三面环山，西侧为低洼地的区域规划校园中心区，低洼地作运动场，看台依坡而筑。建筑群沿看台外面凹形校前大道上侧布置。南山（火石山）建工学院，北山（小龟山）建理学院，东侧山脊规划了大礼堂。形成以运动场为中心，大礼堂为主体的一组建筑群。工学院、理学院分别在运动场中线400米的南北端，为大礼堂的左右翼。大礼堂和体育馆在运动场东西轴线上下端正。运动场西向山起箕（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00多米）地势骤降，为校区下沉式中心园林地。体育馆在其下方。于是形成贯穿工学院、理学院的南北轴线，及由大礼堂延伸至体育场以西的体育馆的东西轴线，空间呼应，地形错落，章法井然却又十分生动而切合地形。中心区西北侧的狮子山从东、北两个方向可远眺东湖，从东湖亦可见狮子山山顶轮廓，形成以图书馆为主体的另一组建筑群，在北山丘陵地带的狮子山，坐南朝北。图书馆居山顶中央突出；东、西两翼为文学院、法学院，相对矗立；南面学生宿舍抱坡而建。飞檐碧瓦掩映在绿树丛中，使山体显得更加郁郁葱葱、错落有致。武大校舍建设的总体统一，又有群组、单体建筑的特色。冬季阳光充足，夏季南风吹拂，并配合和增添了湖光山色的美景。
1932年5月26日，王世杰在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上讲：“十二年前，我和李四光在回国途中曾经设想，要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建设一所大学，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最后指出：“本校的工程，尚只完成一半，此后需要中央及地方的指导与帮助正切。我们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我们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