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工业的发展即使可以从自身的积累中提高技术水平，但却必然丧失了从进出口的活动中向国外学习的机会，这两种相反作用的效应在长期内的影响究竟孰优孰劣呢？何况，从长期来看出口部门的自身积累未见得就比进口替代部门慢。类似这种分歧，引起了新增长理论及其实证分析上诸多争论。
（二）技术学习与增长收敛
经典的新古典模型中，国际贸易对于资源配置只能引起水平效应，而不会有增长效应。近年来，贸易与增长理论的发展开始强调国际贸易在技术的扩散和外溢方面所起到的影响2。在一个经典的技术扩散模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依赖于它对发达国家拥有的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贸易开放到底是否会引起各国经济水平之间的收敛呢？实际上，在承认贸易的技术外溢作用的内生增长理论文献中，一直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Grossman和Helpman（Chapter9, 1991）考察了贸易可能影响长期的创新和增长的多种渠道，在他们的模仿-创新模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缺口始终是存在的3，Stokey（1991）、Young（1991）的论文均认为自由贸易对不发达国家是有损害作用的。或者，贸易开放只会强化落后经济系统中原有的比较优势，使之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Matsuyama，1992）。在Young(1991)的模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以强化不发达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代价的。虽然此类观点都承认贸易在技术外溢中的作用，但外溢的实际效果却受到了怀疑。
不过，在大量的对于跨国样本的实证估计中，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地正相关4。Kornai（1992）和Sachs（1995）表明，类似进口替代这样的工业化策略的实施会在开始的10-20年内，对少数产业部门的发展起到较快地推动作用，但这些部门的发展很快就陷入了低效率的困境。Dollar（1992）、Ben-David（1993，
2 Findlay(1978)提出了所谓传播效应（contagion theory），指出通过跨国公司在受资国的经济活动，例如应用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等，FDI对受资国产生一种“传播效应”，使受资国的技术进步率加快。
3 他们考虑了如下可能：首先，如果知识外溢只限于一国范围内，并且两国的大小不同，那么小国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将会逐渐下降，因为其技术积累落后于大国；其次，如果技术外溢是受地理局限的，且开放的初始情况是一国的技术领先，那么在国际竞争下，初始研究能力落后的国家会遇到创新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变慢的情况；第三，如果一国的非熟练技术工人十分充裕，那么贸易将导致该国专业化于传统的制造业。即使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制造业产出的整体增长率依然会下降；最后，起始时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贸易之后会发现其进行R&D的激励下降，因为开放后世界平均的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小于其封闭时的比例，所以该国对R&D进行的投资会少于封闭时的数量。这样，该国的创新速度会低于封闭时的。如果高科技产品在整个制造业的产出中没有大幅度的增加，该国的产出增长率会下降。
4 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贸易和投资壁垒较低的国家是否比贸易和投资壁垒较高的国家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当然，不同的研究对“开放”指标的选取和以及将开放政策和增长联系起来的计量方法是各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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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a，1998b）、Frankel和Romer（1999）等人的实证分析均表明各国的开放程度和人均收入的国际收敛正相关。从这一意义上出发，幼稚产业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会成长得更快。Coe 和Helpman（1995，1997）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作用。
另外，技术扩散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人们会向世界上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看齐。而进口高技术的商品或者直接购买技术和相应设备则是更为直接的技术扩散方式。De Long和Summers(1991,1992,1993)证明设备投资和长期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Jones（1994）和Lee（1995）则强调设备进口对增长率的正向刺激作用。之所以在实证上存在这样的关系，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认为在大量的技术进步是隐含在资本投资中。
基于这些实证发现，许多增长模型对开放贸易开始持乐观态度。Long和Wong（1997）提出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中的互补品，因此国际贸易为一个国家提供了一个从其它国家学习的渠道，而物质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源泉，而是增长的结果。Chuang(1998)假定进出口都可以引致的技术学习，并建立了一个两国的追赶模型，以表明学习和技术外溢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收敛。Ben-David和Loewy（1998）也持类似的看法。Dodzin和Vamvakids（1999）的模型给出了从进口机器设备中学习新技术，并由此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他们同时利用跨国的数据，证明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与贸易的开放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Hendricks(2000)认为劳动力的技能和隐含在资本投资中的技术进步之间是互补的。使用代表新技术水平的资本品，是工人提高自身技能的一个主要途径。设备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扭曲性的贸易政策，限制资本品的进口和过高的设备价格将抑制技术进步。其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过程由learning by doing 改为了 learning by using（对learning by trading的具体化）。
（三）政策干预的作用
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内生增长理论在对待政府干预作用的态度上是模棱两可的。譬如，进出口在技术外溢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何不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等等。对于“悲观主义”的论调而言，倘若自由贸易会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位，那么如何解释以外向型发展为特征的东亚奇迹呢？立足于此，就产生了所谓“动态比较优势理论”(Redding，1999)。所谓动态比较优势是指，某个产业的发展虽然现阶段并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但只要通过政策保护予以支持，那么等到该产业成长到一定规模时，反而符合未来的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干预，特别是策略性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促进作用。Redding以韩国为例，认为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干预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但是，这种看法却无法说明类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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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后果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却恰恰相反。
同样，对于持乐观态度的，强调进口竞争，或出口导向，或同时强调进出口在技术进步中作用的贸易与内生增长模型，在促进增长方面的政策含义也各不相同。强调出口的经济模型，一般都暗含认为，人为推行鼓励出口和提高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的发展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强调进口的经济模型5，如Hendricks，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使用最新的技术是因为劳动力不能适应其资本品的技术特性。由此，遵循比较优势只能抑制技术进步。
具体到政策层面上研究，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很多。这些分歧在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Krueger（1993）和Hughes（1992）认为贸易开放对东亚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在于限制保护，以使激励中性化。Amsden（1989）和Wade（1990）则强调贸易政策的干预作用，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世界银行（1993）的报告中，出口和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受到进一步地重视，特别是出口在技术扩散中所处的地位。同时，该报告并不倡导单纯追求出口增长的政策。Lawrence和Weinstein(1999)的论文认为出口比重和一个经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出口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并不重要，降低关税壁垒和鼓励进口才是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内经济真正融入国际竞争，使本国企业有动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本国的产品才有国际竞争力。
Rodriguez和Rodrik(2000)对“贸易与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全面置疑，指出许多衡量贸易壁垒的指标与其它导致经济运行不佳的因素高度相关，而用于将开放和增长联系的方式也有严重的缺陷。所以，他们建议不要再试图去改善衡量指标，而应该对贸易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不同的国家作区别研究：例如大国和小国、高收入个和低收入国、对初级产品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对制成品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等。对贸易和增长问题的跨国研究的不完善使针对一国的研究变得有意义，因为在一国内开放指标的统一难度和误差要大大低于多国的统计指标。例如，八十年代的中国实现了高速的增长，但贸易壁垒却广泛存在。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实施了贸易自由化，但其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总之，贸易与内生增长理论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涵义是模糊不清的。
（四）适宜的技术选择与技术学习的成本
无疑，技术的扩散和学习在经济发展中有着很关键的作用。几乎大多数的论文都承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存在非对称的技术外溢，但是为什么许多国家相对于
5 Lee（1995）认为，技术外溢主要隐含在资本品进口中，而进口是受到资金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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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变得日益贫困了呢？为什么同是支持贸易的学习效应的模型，却有如此不同的政策内涵呢？所以，技术外溢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客观的约束条件。关键在于主流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但却忽略了技术结构的选择对经济系统的内生性。许多模型单纯强调技术外溢，而忽视了模仿的成本，或者说忽视了模仿成本的内生性。比如，在两国的追赶模型中，普遍采用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来定义生产的技术结构，生产函数中只包含劳动投入和劳动产出系数，而劳动生产率是外生于经济系统的。这样，如果假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技术外溢所决定，那么人为提升技术水平的做法就会增进整个经济系统的福利。但是，倘若简单地把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这些国家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则又如何看待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常不惜代价地鼓励出口的做法呢？换一个角度讲，经济的外向型究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呢？这些疑问说明，整个强调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的理论文献均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技术扩散或者学习的途径之上，但却忽视了技术学习与使用的成本，而后者却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从这个角度上讲，既有的学说对于揭示和理解经济发展本身尚且远远不足。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技术学习成本可以分成两部分：购置的成本和应用的成本。其中，技术购置成本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而应用成本则主要受到本国禀赋结构的影响。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极小化应用成本是选择适宜技术结构的关键，其基本原则在于保持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之间的一致性。应当承认，该原则已经在晚近的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中受到了多方面的重视。
比较优势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是耳熟能详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数量由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决定，而这种专业化分工背后的理论机制是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报酬递增(Simon J. Evenett和Wolfgang Keller, 1998, p7)。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如果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轻工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使用较多的廉价的劳动力，减少使用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利润量也就较大。反之，如果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力相对稀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经典的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从静态的角度对国际贸易模式提出了很好的解释7。
6 Barro和Sala-i-Martin(1997)的增长收敛模型中，认为落后国家技术学习的成本会随着和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而上升。这实际上主要是指购置成本，因为越先进的技术就需要支付越高的专利费用。
7 现代贸易理论的发展中，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同时被用来解释各国之间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的变动(Dollar, 1993)。不过，在新古典的框架中由于技术扩散的影响，技术上的分工均不能做为长期比较优势的基础。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模式时，要素禀赋的影响要明显比一般性的技术进步高。类似讨论还可以参见Harrigan（1997），及Harrigan和Zakrajesk(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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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典的贸易理论，部分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开始强调遵循比较优势的作用。Balassa(1978)分析了制造业产品在资金和人力资本积累后对比较优势变化的影响，其估计结果证明国家间的出口结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资金和人力资本禀赋差异决定。Balassa忠告发展中国家，扭曲资源优势的发展会额外增加发展经济的成本。以一个发展国中国家劳动力工资是美国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资金成本高出美国40%的情况比较，生产同样的资金密集型产品，其总成本要比美国高出15%-32%，而生产同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总成本却比美国低38%-52%。Schumacher（1973）也强调了贫困国家的政府就资本密集型技术作用的错误认识（因为类似这样技术的实施需要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并指出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积极意义。另外，在解释东亚奇迹的理论文献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所谓发展阶段理论（Takatoshi，1998）。更为具体地讲，即产业结构变迁的“雁行序列模式（The Flying Geese Pattern）”。不过，类似这样的看法仅仅是处于一种经验归纳的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现实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关于技术结构和投入要素结构的相关关系在增长理论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引起注意。Atkinson和Stiglitz（1969）首次提出了所谓“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问题，他们将之具体表述为“Localised learning by doing”,即厂商的边干边学要受到其特定的投入要素组合的制约。Diwan和Rodrick（1991）重新在一个南北贸易模型中强调了适宜技术的重要性。Caselli和Coleman（2000）估计了世界各国的技术前沿，并认为通常的跨国增长分析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TFP差异，是由于禀赋结构的差异（资本、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以致采取了不同的技术结构所引起的。
不过，内生增长理论中强调适宜技术选择的模型和其它技术扩散模型一样，其政策涵义也是模糊不清的，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把类似约束作为增长发散的重要原因。Basu和Weil（1998）把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的相互制约关系作为了技术外溢过程的成本，并在一个简单的两国模型中讨论了当中性的技术进步因子与人均资本呈现指数函数关系时，落后经济对先进经济的追赶情况。他们的结论是，如果技术学习的速度受到本国禀赋结构的限止，那么政府对本国储蓄率的干预将有利于经济增长。Acemoglu和Zilibotti（1999）同样认为“适宜技术”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但他们将劳动力的技能高低作为一国的关键禀赋，且得出了适宜技术阻碍增长收敛的结论。因为发达国家所能够提供的技术大多都是由熟练劳动力发明和使用的，这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的现实状况不符，所以要摆脱这种局面就需要政府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该结论与Lucas（1993）十分近似。但是，Acemoglu和Zilibotti的理
8 我们在下文中将会说明，此点与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存在较大区别，实际上强制性的储蓄政策往往伴随着技术上的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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