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全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资金的实际成本19。籍此，文献中普遍认为企业所有制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企业效率底下的关键，改革的任务在于实施企业私有化。
比较优势理论对此持不同看法，因为企业效率的决定，不论所有制如何，遵循比较优势是关键20，否则即便是私有产权，也同样没效率。违背比较优势的私人企业，其存在的基础依然是政府扶持。现实中，多数发展中国家皆以私有制为基础，然而预算软约束却广泛存在。换言之，企业的治理结构和预算软约束内生于发展战略。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下，国有企业或者私有企业均受到政府干预的左右，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使得企业的经理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借口来为投资项目的经营绩效进行辩解，预算软约束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要想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效率，所有制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放弃传统的赶超战略才是当务之急。
（三）经济开放度与技术外溢
关于技术外溢的产生机制，一直存在着大量的争论，不过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更彻底的经济开放和对外贸易将有利于国际技术外溢，并加快落后经济的增长速度。贸易作为一种技术学习的重要渠道是勿庸置疑的，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学习的手段，而在于学习的动机，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确厂商进行技术学习的成本和收益。技术并不是学得越多越好，而是能够学以致用。但是成本极小化的规则，又要求其
19 根据科尔奈（1998）的讨论，对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有外生和内生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将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归咎于各种外生原因，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等等（Kornai 1986）。第二种解释将预算软约束视为内生的现象，起因于时间非一致性问题（time inconsistent problem）（Maskin，1996）。这里主要讨论前一种情况。 20 在关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讨论中，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国有企业地位的逐步萎缩，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绩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的工业化。不过，面对这样一个共同的事实，理论界所提供的经济解释却不尽相同。存在相当多的论文试图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源于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或产权结构，即公有制是关键症结所在。而在讨论乡镇企业的成功经验时，许多学者却又将乡村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保护作为乡镇企业高速成长的源泉（至少在八十年代）。因为，在八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即缺乏资金，又缺乏原材料，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来自国家产业政策的不利影响。可是模糊产权理论却忽视了，在国有企业发展伊始，政府的扶持也同样带来了国有企业的迅速增长，因为那时为了贯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有企业同样缺少原材料、机器设备和资金。而现在虽然国有企业在多个方面仍然享有乡镇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惠政策，其在市场竞争中却节节败北。延续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九十年代的发展中落伍于私营企业，各种政策性负担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行。换言之，使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并超过国有企业的关键是因为其更遵循比较优劾的发展规律，并利用了传统计划经济中轻工业产品短缺的市场优势，而不只是因为乡村政府给了它足够的支持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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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选择技术结构的同时必须参照本地的要素投入价格，这样就在产品价格和成本结构之间形成了一个均衡，即技术升级必须是循序渐进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出口增长、利润提升和经济增长之间达到最优目标。
从外贸占GDP规模的角度上讲，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当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就随之增加，从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相应上升。而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劣势，所以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对其的进口需求增加。这样，如果按照禀赋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国际贸易规模就成为了一个内生变量。对本国比较优势的相对偏离越小，企业就更趋向于发挥禀赋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生产，从而其产出具有更大的国际竞争力，出口就会持续增加。同时，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出会减少，对进口该类产品的需求增加，且有竞争力的出口带来了更多的收入，使得该地区有能力实现这种进口21。
总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降低技术开发的成本，就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但采取的技术结构应按照本国的比较优势，对比较优势的偏离程度越大，学习的成本就越高。何况，对国内产业的保护限制了进口竞争，从而使企业进行技术学习的渠道和动力均受到了削弱。赶超战略着眼于在前沿上赶超与发达经济之间的技术差距。然而，某些产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必然降低其他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不能在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在资本和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同理，如果将贸易当成了经济发展的目的，而通过各种贸易政策来人为提升贸易规模的做法，从长远来看都是有害的。
（四）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
自七十年代以来，金融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22，多数的理论模型和计量结果都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是有促进作用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同样支持类似看法，同时也指出发展战略对金融发展的状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最大限度地动员资金，并且按照自身的意愿来分配资金，其结果必然对金融部门采取严格的管制政策，这既包括在资金的价格方面，也包括在整个的金融体系组织结构方面。应当指出的是，目前金融发展理论对于后者的认识是不够的。
21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该问题的提出形成了对整个“贸易、技术外溢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挑战。或者说，近十几年来大量的文章将“openness”作为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22 Shaw (1969) 和Mckinnon(1973)是这方面的理论先驱，近期内的讨论可以参见Levine (1997, 2000) 以及Rajan和Zingale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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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典型的金融功能学说出发，金融体系的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产业中，企业的规模、资金密度以及资本结构都有着显著的区别。针对在不同产业的不同规模的企业的融资需要，金融结构应当与之相匹配。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规模较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此时金融体系中分散的小型银行在融资功能上就十分重要了。随着企业平均规模的提高以及投资风险的不断上升，银行的规模也就随之上升，直接融资市场也逐渐发展起来。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赶超战略的影响下，中小金融机构的成长被抑制，大银行则受到严重的政府干预，资金主要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融资效率低下，金融风险不断上升23。在此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股票市场，也成了制造泡沫经济的根源。金融结构扭曲如果得不到改善，激进式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终将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的困扰。
在一些讨论银行结构影响的增长模型中（无论是局部均衡模型还是一般均衡模型），都是将垄断的银行结构与竞争性的银行结构进行比较，但都没有考虑银行间的分工24。实际上，大银行和中小银行在对不同活动规模、性质的企业信贷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而企业对融资具有各方面的需求，合适的金融和银行结构应该能够及时地满足企业的这种需求，才能在此过程中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一个能够较好分析银行结构与经济发展和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型，不仅仅要看这种银行结构是否有利于银行间的竞争，还要看它是否有利于银行间的分工，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五）宏观经济的稳定化
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大多都呈现出高度不稳定的特征，这在六、七十年代主要体现在恶性的通货膨胀无法控制（准确地讲，是高度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则演变成为外部帐户的不可持续性与金融危机问题。尤其是，1997年7月开始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几乎所有东亚国家或地区，更加引起了理论界对此问题的重视25。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发展战略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政府为了推
23 Berger, Allen N., Leora F. Klapper 和Gregory F. Udell.(2001)对拉美国家的实证研究说明，大银行在为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是低效的。 24 单就垄断或者竞争的问题而论，一般均衡模型并没有认定竞争的银行市场比过高的银行集中度更有效率，但它认为过早地就这一问题下结论是不明智的。Guzman（2000）认为，垄断的银行结构所带来的成本很有可能超过它所带来的好处。Cetorelli（2000）的实证研究似乎较支持一般均衡模型的观点，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有利于那些依赖于银行融资的部门提高效率，但对整个经济而言则带来了效率的损失。
25 参见Krugman (1999), Sachs(1998), Flood(199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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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赶超战略，必然通过各种手段控制社会资源，宏观经济的易变性特征与这些手段紧密相连。当通过财政和价格控制的手段时，要么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恶性的通货膨胀（比如拉美国家），要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短缺（比如前社会主义国家）。当政府以直接干预金融系统的方式来筹集资金时，其结果将是累积巨大的金融风险，触发金融危机26。简单讲，当人为地扶持没有竞争力的赶超部门时，为了支持这类产业的扩张，政府就以人为方式压低银行利率，并指令银行贷款支持这类型项目。由于这些项目缺乏竞争力，自我积累的能力很低，在用完国有银行的有限资金后，要继续扩张就不得不大量向国外举债。结果，国内外银行贷款都变成了呆帐、坏帐，最终引起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并发。
如果一个经济的总体投资是根据比较优势进行的，产业结构不存在问题，企业效益好，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资金积累就快，银行系统的信贷资产质量良好，或者可以较少地依赖外债，或者有较高的偿债能力和信誉度，也就可以维持其经济增长率，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可能不致破裂。即使泡沫破灭，而且出现银行危机，由于整个经济仍有竞争力，外贸就会继续增长，货币危机和支付危机也不至于出现。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台湾受到的影响却十分微小，表现十分突出。这固然与台湾金融监管当局卓有成效的应对有关，但是最基本的因素则是台湾经济结构更符合自身的比较优势，抗风险能力强。
（六）收入分配均等化
实现平等的经济增长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问题，而著名的Kuznets统计曲
26 当然，关于外部帐户不可持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由于政府采取的赶超战略；由于政府在短期内刺激增长的政策；由于泡沫经济导致非贸易品价格迅速上升；由于外部冲击，例如贸易条件的恶化、国内外利差变动、金融传染等。
27 比较台湾与韩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最为典型。同为亚洲四小龙，自60年代起，台湾和韩国都曾经取得过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70年代以前，都曾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发挥了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然而，以后两者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发展战略，从而在经济体制上也大相径庭。韩国政府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扶持超大规模的企业集团。研究者早在80年代初就发现，韩国企业的集中度大大高于台湾，甚至高于日本。与韩国热衷于建立超级大企业相反，许多台湾企业常常选择为美国和日本企业配套供货，而不是创立自己的品牌。其结果反而是台湾产业的利润率高，企业资金雄厚，经济内部积累能力强、速度快，新的投资项目规模一般不超出岛内资本市场所能动员的资金规模，因而外债很少。所有这些特征，都大大降低了台湾的金融风险。正是因为如此，尽管台湾经济也有泡沫的迹象，但经济和出口仍可维持适度的增长，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并未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而破灭。即使台湾将来像日本经济增长那样，由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高速度增长期，转向技术趋于成熟的慢速增长期，从而泡沫经济破灭，也不至于立即转变为货币危机和支付危机，像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那样，经济立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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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Kuznets，1955)则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收入分配先扩大而后缩小的现象28。Fei、Ranis和Kuo (1979)在总结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的论文中指出，台湾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出现Kuznets现象。这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实现平等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比较优势理论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即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才能缩小收入差距。
从直觉上讲，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在于要使产业的发展尽量平衡，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使要素报酬实现均等化。在赶超战略下，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矛盾。这种偏斜的产业结构大大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规模的人口处于贫困的状况之中。再加上各种社会歧视性政策（如户籍制度），收入分配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遵循比较优势却能够使居民收入趋于平均，因为遵循了比较优势，能给只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而且，随着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能不断提高而资本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而且各个产业的发展之间较为均衡，即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于是城乡收入的差距将日趋缩小。
近期内，国际学术界的许多论文均强调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要素互补性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Acemoglu(1998)和Krusell, etc.(2000)。但类似解释大多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可以自由地转换职业，自由地从收入低的地区和行业流向收入高的地区和行业，所以从长期来看，收入差距更多的是存在于劳动熟练程度不同的工人之间，而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或者行业差距都不应当是问题的关键。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即使这种互补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也广泛存在，政府的赶超战略也将使之成为加剧收入两极分化的诱因。毕竟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劳动力都处于低技能的水平之上。
(七) 对于过渡经济学的涵义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轨，长期以来一直成为讨论的焦点。西方的经济学家们起初一致建议必须快速私有化，同时附之以一个全面“休克疗法式”的价格放开。如果资源是高度流动的，可以自由地从一个部门流动到另一个部门，那么休克疗法就可以一蹴而就。然而，长期赶超的结果使得工业结构高度畸型，投资的不可逆性又使工业结构的调整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对于那些亏损很大的国有企业，不先重组以解除政策性负担就不可能私有化。如俄罗斯，国有企业没有重组就
28 Cline (1975), Chenery and Syrquin (1975), 以及Ahluwalia (1976)的实证研究支持了Kuznets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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