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资本的增加就会越多。在发展中国家，资本是稀缺的要素，资本的价格即利率如果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必然高，利率同时也就是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若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按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资本价格会相对高，利率高则现在消费的相对价格高，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低，因而会抑制现在消费，增加储蓄倾向。储蓄倾向高，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越快。
总之，比较优势的发挥使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因此，资本将由相对稀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资本的价格将由相对昂贵逐渐变成相对便宜。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就要根据相对价格信号的变化，调整产业和技术结构，由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升禀赋结构，而不是技术结构17。
推论III（技术进步的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持续的技术进步并不是通过科研投资或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厂商在选择产业/技术结构时向发达经济学习来实现的。
技术进步有两个途径，一是R&D，一是引进技术。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密集度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其R&D的活动中不可能在资本投入极大、风险极高的最高技术上和发达国家竞争，在已经现成的中间技术上搞R&D则不如靠引进合算。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大多并不依赖高成本、高风险和高度资本投入的R&D，而是依赖低成本、低风险、低资本投入的技术引进。类似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包括，
17 另外，杨小凯在其一系列的论述中（Yang 1991, 2000a, 2000b）也对经济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阐释。其关键性的假说是有关于“经济发展、劳动分工和交易效率”三者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更一般的讲是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对所谓“斯密命题”做了数学表述。其中，交易效率（内在比较优势）对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模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问题在于，何以在许多国家形成了不同的交易效率呢？能否在既有的经济学框架中给予一个统一的解释呢？杨小凯所发展的超边际分析模型中，一个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市场结构的变化做了内生解释，但在现实与模型结果的匹配之间尚缺乏充分的实证证据，特别是关于贸易模式和经济发展的论断缺少充分制度背景的论据。例如，政府为什么总是有动机去收税，从而降低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到底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或者说内在比较优势的国际差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遵循比较优势、出口导向、进口替代三种发展模式为什么在实际经济绩效上差异巨大？技术学习的过程在杨小凯的模型中如何表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在比较优势到何时会比内在比较优势更加不重要呢？人口和企业的规模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逻辑：政府收税的目的分为消费、提供公共品、赶超战略三方面，前两者的变化受制于法治和宪政民主的程度，后者则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予。税收过多就会降低交易效率，或者说政府的赶超行为相对于交易效率是一个外生变量。这样，赶超战略就同时使一国丧失了外在和内在的比较优势，再进一步细分我们就会发现出口导向可能比进口替代要更有效率一些，但是出口导向同样存在对两种比较优势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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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by observing, by borrowing, by trading, by using等等。因此，技术进步的过程既不是单纯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开发，也不是便干便学。或者，简单地认为贸易的技术外溢作用，也过于表面化。
不过，隐含在资本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并非是任意的，学习本身是要支付成本的，成本的高低取决于所选择的技术结构与禀赋结构的吻合程度。厂商可以通过引进更为先进的资本品来提高技术水平，不过技术结构的变化是与相应的要素密度正相关的。将技术进步或外溢直接与某些可为政府控制的内生变量相联系的新增长理论，会直接鼓励出口导向型的赶超，也会鼓励在R&D上的赶超，而忽略了技术进步的成本。就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而言，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在理论上应当是最为低廉的，进而增长过程本身也应当是可持续的。
对于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由于技术进步更多地隐含在引进的资本设备中，所以在TFP实证分析中，其中性的技术进步应当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长迅速的东亚，其TFP反而很低。相反，如果违背自身比较优势，单靠科研投资来提升技术结构，那么尽管TFP会较快上升，但是收入的增长却未见得会有相应提高。换言之，在实证分析中，TF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之间不相匹配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当然，究竟如何准确测量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是整个比较优势理论的最为关键的环节，但无疑也是难度较大的一个环节，至少从增长理论的角度看是这样。
推论IV（制度结构）：为了推行赶超战略，政府必须进行一系列扭曲性干预，发展中国家整体制度结构的设计最终将受制于国家的发展战略。
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即不需要政府保护和补贴而能赚取市场可接受的利润水平的能力)决定于其选择的产品和技术所在的产业区段是否符合于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企业由于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之间的不一致，所以缺少自生能力，而为了建立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以推行赶超战略政府必须进行一系列扭曲性干预。既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于政府干预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经济发展战略与制度结构之间是存在紧密联系的。此点可以通过中国推行赶超战略的历史过程来加以证实。
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化工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而中国大陆当时资本非常稀缺，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因此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企业投资成本高，不利于重工业的发展。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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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经济剩余只能主要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非常分散，加上金融体系不发达，筹资能力很弱，资本不容易聚集。
总之，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存在尖锐的矛盾，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客观上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另外，为了防止非优先发展部门与优先发展部门竞争低价资源，国家也需要通过计划来指定每一个项目的优先权，相应地就使用行政性手段来配置资源，市场机制基本被取消。例如，为了以比较低的成本动员和集中分散的农业剩余，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来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但是，在农业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民减少农副产品供给；在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必然有积极性将经营所得用于职工福利、在职消费或其它非政府重点发展项目。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保证城市企业效率和农副产品供给，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人民公社化就难以避免了。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内生于在落后的经济中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类似这样的制度结构设计在发展中国家是广泛存在的。
当然，这一体制在动员全国资源发展重工业的初期是十分成功的，其使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条件下很快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其缺陷和不利影响也是极为严重的。首先，在微观方面造成国有企业、集体农业以及私营企业缺乏活力，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在宏观方面，宏观经济政策扭曲引起信贷、外汇、原材料以及其它产品的供求全面失衡，国民经济各种结构严重失调。例如，经济的开放度低下，收入分配不均（尤其是城乡差距加大，KUZNETS曲线效应被进一步放大），金融压制及结构扭曲，外部帐户失衡和金融危机等等。最终，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工业化进程被抑制（资金仅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且效率低下）。
假定III: 赶超战略的选择及其持续的时间主要与三方面的因素相关：人均自然资源、人口规模和初始资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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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很低、浪费很大的发展道路。但从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赶超的政策倾向，所要扶持的产业大多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最初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持续性呢？我们认为，由于某一类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规模是由其技术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必须要为所扶持的不具自生能力的产业提供一定规模的资金和产品市场的保护，政府对资源的动员能力在这里十分关键。一个经济能够在多久的时期持续推行赶超战略，通常取决于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而这种能力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自然资源可供无偿开发的程度，决定了一个经济在低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得以延续的时间长短；第二是人口的规模。人口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平均每个人对低效率的发展战略所要承担的后果的程度。相对小的人口规模就无法维持长期的浪费；另外，初始的资金密度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不过，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均较为贫困，所以前两个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会更显著一些。实际上，从上述假说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苏联、中国大陆以及拉美国家能够长时期地维持赶超战略，而类似中国台湾省等新兴工业化地区或国家却无法采用类似做法，自觉甚至不自觉地走向了遵循比较优势的道路。
四、发展战略对于经济结构的影响
上文的讨论在一个较为简明的框架中，阐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两点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与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及发展战略对制度结构的影响。简言之，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经济，经济剩余最大，资本积累最多，要素禀赋提升最快，任何人为的扭曲性干预均会造成效率和福利的损失。同理，发展中国家采取比较优势战略，也将会对本国的宏观经济的稳定、收入分配的平等、金融发展、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在本节中，我们打算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进一步阐释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更为具体的现实问题，以及澄清理论界在这些问题上的各种争论。
（一）要素积累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的早期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在此要素禀赋条件下，要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其他经济管制人为推行重工业化，所能作到的也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地配置到几个产业上，与此同时必须压抑其他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几个重工业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增长，而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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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具体来说，对于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来说，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只是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要使整个社会中的每个企业在做技术和产业选择时都能够对比较优势作出正确的反应，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要素价格结构。要素相对稀缺性在要素价格结构上的准确反映，必然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任何人为的干预和计划机制都做不到这一点。
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这是由于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不符合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完全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才得以生存。在缺乏竞争的条件下，它们固然可以成长起来，并在统计意义上改变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但这些产业必然是缺乏效率的，毫无竞争能力可言。受保护产业利润低，经济剩余就少；受压抑产业没有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也提供不了足够的资本积累。另外，由于资金的价格被扭曲，从而无法调动居民储蓄的意愿。在这种状况下，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最终只能落空。早期的“唯资本积累论”，或者适宜技术选择文献中强调储蓄率对技术进步正向作用的诸般观点，大多都没能彻底明了禀赋结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企业治理结构的内生性
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是缺乏自主权的18。国家根据中央计划向国有企业提供所有要素投入并承担全部成本，所有产品和收入上交国家，工人和经理人员的工资水平由国家决定，国有企业的所有活动都需要得到国家的批准。无疑这是一种明显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其引起了一个重要现象，“预算软约束”。所谓预算软约束，顾名思义是指企业在使用资金（无论是自有资金，还是外部融资）的同时，可以完
18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下，国家为优先发展项目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的目标受到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威胁。以计划配置代替市场竞争排除了国家考察企业相对经营绩效，并据此评价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可能性。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扭曲，国有企业盈亏主要取决于企业产出和投入的价格，经理人员的行为对国有企业盈亏的影响是次要的。因此，国家不可能仅仅通过考察企业的利润水平奖惩经理人员。另外，由于国家常常不能及时地或按照要求的数量和质量提供原材料，加上存在棘轮效应，都使经理人员可以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国家，比较现在和过去的经营绩效形成的激励合同也不能解决代理问题。国家直接监督经理的行为是不可能的，或者代价过于高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给予经理人员自主权，政策决定的能够盈利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就会大量偷懒并进行在职消费，因为国家既不能直接观察他们的不轨行为，也无法间接地知道企业应有的利润。政策决定的亏损的国有企业，将出现类似的代理问题，因为国家既不能观察到经理人员是否经营不善，也不能观察到企业应有的亏损额。为避免由政策创造的经济剩余被经理的经营不善所浪费，国家必须剥夺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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